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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mtoken钱包地址

2024-03-08 19:07:20

安倍经济学_百度百科

学_百度百科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安倍经济学播报讨论上传视频日本安倍晋三的刺激经济政策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安倍经济学”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最值得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开始加速贬值。安倍晋三推出的一系列新刺激政策不仅给金融市场注入活力，也开始让企业和消费者振作起来。2015年，日自民党制定运动方针草案在经济政策方面，草案提出“将完成‘安倍经济学’，打破既得利益壁垒，发挥日本经济的潜在能力”。关于激活地方活力，草案强调“地方创生也是日本的创生”。中文名安倍经济学外文名Abenomics アベノミクス概括安倍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开始时间2012年底提出者安倍晋三范畴经济政策目录1简介2内容▪背景▪措施▪目的▪效果3评论关注▪专家评论▪金融评论4推广5下调评级▪意义▪存在问题6经济效果简介播报编辑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Abenomics，アベノミクス）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开始加速贬值。 [1]统计发现，从安倍履行的2012年12月26日到2013年2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日元对美元贬值幅度就超过8.4%。结合国际环境，一些国家由此担忧日本此举可能引发全球货币竞相贬值并助推新一轮贸易战。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要的是创造通膨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日本物价要上涨，所以对于一些本来就要购买的商品，就会尽快地去购买，因而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内容播报编辑安倍经济学有三个主轴，安倍晋三首先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其次，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过了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在日本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GDP200%，高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情况，这样大规模的政府举债支出，当然也是高风险。最后是日元贬值政策，自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至2012年12月，日元相对美元升值23.62%，对照韩国在同样一段期间内，仅小幅升值0.22%。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其中以2%的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已引发韩国、中国等的不满。韩日企业在海外市场形成直接竞争局面，而虽然部分中国企业已开始与日本企业竞争，但出口产品重叠的领域仍不多。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韩国和日本五十大出口产品当中26个重叠。该协会进一步预测：如果日元对韩元贬值10%，韩国出口额会减少4.1%。受最大影响的无疑是汽车行业，据韩国汽车产业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在日元对韩元贬值10%的条件下，韩国汽车出口额将会缩减12%。然而，无论是G7还是G20都默许了日元的暴跌，因为它们大多不会受到日元贬值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加上，除了加拿大，G7都在进行不同程度上的量化宽松。背景2008全球金融海啸过后，欧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争相反复推出的量化宽松，更创造出巨额的国际资金。国际资金最有兴趣的投资地区是报酬率远比欧美来得高的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身为全球主要货币之一的日元，自然相对于美元欧元，吸引了更高的兴趣。措施为创造通胀，安倍政府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学习欧美的量化宽松，甚至不惜公然介入央行决策，并已宣布将撤换现任作风传统保守的央行总裁。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过了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在日本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GDP百分之两百，高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情况，这样大规模的政府举债支出，当然是高风险。更何况，政府支出效益，除了支出本身带动需求有助于经济增长外，当然还是要看是否会因公共建设的加强而带动民间投资；所以如果效益不大，但政府成本很高，就也是另一项具高风险的策略。目的首先是要迫使日本央行力争达到2%的通胀率目标，并扩大“量化宽松”，这是创造更多流动性或多印钞票的另一种说法。二是试图通过新的公共开支计划以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第三个是一个模糊的结构性改革承诺。 [2]效果日本内阁2013年5月16日公布的GDP数据：2013年年一季度日本GDP年化增长3.5%，高于彭博预期的2.7%，为2012年一季度以来最快；一季度环比增长0.9%，高于彭博预期的0.7%。具体分析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内外需分别为日本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贡献了0.5和.04个百分点。内需方面，受日元贬值和股市大幅上涨刺激，消费者心理大幅改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9%；住宅投资增长1.9%。。外需方面，受日元贬值和美国汽车市场好转等因素影响，日本第一季度出口增长3.8%，进口则增长1%。不过从投资方面看，第一季度日本企业设备投资依然谨慎，环比减少0.7%；公共投资则增长0.8%另据日本内阁2013年5月15日公布的4月份消费动向调查表明，综合反映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消费者态度指数环比上升1.4%、达到44.5，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当前，在股价持续上涨、企业利润创佳绩的背景下，消费者对就业和薪酬改善的期待明显增加。 [3]安倍晋叁自2012年当选日本首相后，一直实施“安倍经济学”以求刺激经济。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安倍政策似乎是“意在沛公”，其政治效果明显大于经济效果。评论关注播报编辑专家评论新浪财经专栏作家徐一睿他对“安倍经济学”作出如下评论：在当今日本乃至世界经济界，“Abenomics”这新名词备受关注。“Abenomics”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倍（Abe）和经济学（Economics）组成的一个造语。财经专栏配图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是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轴，这三大主轴又被称之为安倍政权的三只利箭。而这三大主轴又分别由自民党的三位大佬分管。三大政策中货币政策作为主攻方向由安倍晋三首相亲自出马，而财政政策交由安倍常年的政治盟友，曾经在安倍之后出任过首相，现任副总理兼任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主管，产业政策则交由曾经在2006年自民党总裁大选中担任过安倍竞选事务局长的甘利明。甘利明作为经济财政政策担当相成立了日本经济再生本部，并设置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和产业竞争力会议这两大咨询会议。安倍经济学的具体政策指向可以总结为：1，将通胀目标设置为2%；2，促使日元贬值；3，政策利率降为负值；4，无限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5，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国土强韧化)；6，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建设性国债；7，修改日本银行法加大政府对央行的发言权等。金融评论安倍本质上来说，日元自2008至今的升值，其实相当大的成分是整个国际金融大环境所造成，而非反映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但是，日元的升值却造成日本出口及顺差大幅衰退的情况。甚至在2012年的1至11月间，贸易赤字达6万亿日元（约730亿美元），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势下，安倍决定借着量化宽松政策，引导日元贬值，实也不令人讶异。然而汇率的升贬是零和游戏。贬了日元，帮助了日本企业的出口，但亚洲其他邻近国家，也因此皆感到极大威胁。如果安倍的政策的确引发了通膨，但是消费者反倒是因为担心通膨侵蚀了财富，因此更加节衣缩食，安倍经济学就无法奏效了。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透露将考虑在日后逐步减小购债规模后，有分析认为，美国QE3退出后，日本“安倍经济学”也将难以为继。2012年12月，日本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取政权后，为稳定政权，把经济搞上去，仿照美国量化宽松政策（QE3），提出了“日本版的量化宽松政策”——“安倍经济学”，核心内容是“三箭齐发”，即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其效果可概括为：有得有失，得不偿失，难以为继。“安倍经济学”令股市频繁波动2013年4月份，在安倍首相的安排之下，由原亚行行长黑田东彦接任日本银行行长职位。黑田被日本媒体称之为“只要能干什么都可以干的”行长。他上任后日本银行每月增加购入资产7万亿日元，并以每年60万－7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加基础货币，直至实现2%的通胀目标。随着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日本股市持续大幅度上扬，日元汇率也不断贬值，股市从2012年12月31日的10600点，一路攀升至2013年5月的接近16000点，最高时的涨幅达50%。日元对美元汇率曾一度贬值达1美元兑101日元以上，贬值近30%。根据日本政府6月发表的扣除通货通胀因素数据，2013年第一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增加4.1%，私人消费增长0.9%，出口增长3.8%，进口增长1.0%，增长速度均为2013年所罕见。然而，2013年5月份以来，随着美国年底前会减少债券购买的传闻后，金融市场再度骚动。日本股市也陷入波动之中，每日跌幅平均超过3%，2013年6月13日再度暴跌6.35%，日经225指数报收12445.38点，创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以来的最大降幅。2013年6月14日安倍首相发出了第三支箭，即经济成长战略。但是，非但未稳定股市，反而波动更加频繁。表明日本的实体经济并未感受到“安倍经济学”的实际效果。“安倍经济学”是赌博性的金融缓和政策欧美多国对日本提出的“安倍经济学”难以理解，如失业问题，欧美国家普遍处于高失业率时期，特别是年轻阶层的失业率高企。在欧洲经济圈内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即使在英国失业率也已经高达20%。与此相比，日本的失业率只有6%，在欧美国家看来算不上什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3年6月英国举行的八国峰会上，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曾指责，“日本推进日元贬值政策对于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条件的国家来说是很不利的”。另外，即使日本大肆宣扬的其国内的通缩问题，在欧美看来只能说涨落不明显而已，从经济发展过程看也只是极为缓慢的通缩。所以，日本不应实施赌博性的金融缓和政策。而“安倍经济学”将为日本留下难以预料的“祸根”——巨额的债务。据最新数据，截至2012年度末日本政府债务膨胀至991万亿日元，2013年新通过2013年度财政预算与2012年度补充预算合计金额超过100万亿日元，预计到2013年度末债务总额将超过1000万亿日元，政府债务已经超负荷。加之人口老龄化、经济持续低迷、工资不升反降、民间储蓄减少。更重要的是大地震后，日本电力供应不足、能源进口大幅增加，而日元贬值又导致日本贸易连续10个月逆差，经常收支顺差也逐步收窄，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日本版的双赤字”，即贸易赤字与经常收支赤字。日本曾在G20峰会上，向全世界承诺，2015年实现基础财政赤字减半，2020年实现顺差。如日本2014年果真提高消费税，日本非但难以实现其承诺，很可能面临“财政悬崖”。日本需探讨新的增长方式日本很多学者认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13年6月19日透露的将减少债券购买后，自2013年9月份起将逐步减少购入，否则不会这么早提出。方式是逐月削减资产购入金额，从2013年第四季度起，每月金额由原来的850亿美元降至650亿美元，2014年一季度减至450亿美元，第二季度再减至250亿美元，2013年7月份终止QE3。自2013年9月份开始实施QE3至终止时，美国FRB持有证券总额增加1.3万亿美元；终止后准备金余额为2.9万亿美元左右（金融危机前不到100亿美元，2013年是2万亿美元）；终止后FRB的资产总额为4.3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前0.9万亿美元，2013年是3.4万亿美元）。2014年FRB资产占美国GDP比重将超过25%。届时日本“安倍经济学”也将使日本银行的资产大大增加，预计占日本GDP比重将升至58%左右。美国QE3退出后，日本“安倍经济学”也将难以为继。因为在此前的G7与G20会议上就有很多国家批评日本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损人不利己”。但是并未在会议的决议中公开指责日本，原因是美国不同意，因为美国正在实施QE3中，待美国退出QE3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其次，日本股市累计升幅过大，仅2013年头4个月升幅已达40%，日本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今后为稳定日元汇率和股市等金融市场，将直接大规模注入资金，缩小与美国在利率与通胀率等方面的差距，以便在美国退出QE3后，防止日元升值，并确保出口持续增加。同时需探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广播报编辑日本有意将“安倍经济学”推广到东盟地区2013年7月26日，到访新加坡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第33届“新加坡讲座”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日本在振兴自身经济的同时，有意在东盟扩展其经济空间，将“安倍经济学”经济政策的范围推广至东盟地区。安倍将日本和东盟的经济合作比喻成一架飞机上的“双引擎”，认为东盟和日本任何一方壮大经济都将符合另一方的最大利益。他在演讲中讲解了包含“三支箭”的“安倍经济学”经济振兴政策，即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庞大的财政刺激措施和经济改革，同时表示日本今后将把注意力放在第三支箭，即经济改革上，而东盟在这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表示，日本未来将转变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经济体，除了欢迎海外投资和海外企业，也将改变本身的电力、农业和医疗等领域，促使这些领域积极创新并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寻找市场，而东盟就是一个主要的目标市场。安倍认为，东盟是21世纪具代表性的区域，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而区域正在新建各种海陆空基础设施，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联系势必变得更加紧密，也会使区域的经济规模全面扩大。在此背景下，日本希望能够出口其系统和技术，改善本区域的基础设施网络。他还表示，新加坡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创意和管理技术团队，若能和日本企业的系统技术相结合，即可为世界其他地区打造“梦想城市”。安倍此次访问行程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三国，这是其自2012年12月重新上任以来第三次走访东盟成员国，此前他已于2013年1月访问了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在5月访问了缅甸。在一年内安倍相继访问了东盟10个成员国中的7个，足以显示其对东盟地区的高度重视。安倍在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也表示，他打算在东盟地区推进战略性外交，着重加强日本和东盟的关系和经济合作，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在振兴日本经济的同时，拥抱东盟的活力，并进一步促进日本与那些共享法律、人权、自由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的合作。下调评级播报编辑意义日本政府的债务率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但信用评级要比南欧国家好得多，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债权人主要是本国公民，外债很少，只要国民能保持对政府的信心，债务风险就可控。但过高的债务既限制了日本经济内在增长的活力，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穆迪下调日本的评级，并不意味着日本会发生债务危机，而是对未来日本债务的可持续性有怀疑。安倍经济学本质上是政治目标驱动的经济学，因此，政府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生产要素和市场制度效率，政府扮演着消费者与分配者的角色。安倍经济学进一步膨胀了政府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税政策都是在改变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数量，改变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但并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安倍经济学的软肋所在，没有经济的实质性增长，债务就难有持续性，政府要么增税减支，要么增发货币，无论哪种方式都是财富的转移与再分配。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幅度超过预期，政府也作出了推迟增加消费税的决定。消费税似乎是日本政府的死敌，自引入消费税之后，每次上调都会带来经济下跌和政府更迭，安倍解散国会，举行大选，也是下了相当大的赌注，如果选民不认账，安倍就要提前下台。安倍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恢复日本的经济增长率，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现在已经两倍于日本，逆转了近代以来中弱日强的态势。虽然经济总量并不代表全部国力，但却是重要指标，安倍执意提振日本经济增长，还是要恢复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因此，安倍经济学是服务于政治战略目标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日本需要借重中国市场，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但安倍既与中国对抗，又要经济增长，足见安倍经济学的政治色彩之浓。存在问题日本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老龄少子化，经济增长的活力不够，在新一轮的工业技术革命中，日本企业并没有走在前列，而廉价信贷让僵尸企业消耗了大量资源。结构性改革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但至今未见实质性举措。结构性改革，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强势的首相小泉也只是改革了邮政系统而已。安倍则希望改变劳动力市场，让妇女进入职场，但要改变一个社会的习惯，何其难也。另外，财政金融政策的刺激推动了股市的繁荣，有钱人从股市暴涨中获得了更多财富，而工薪阶层和依靠养老金的老年人则承担着物价上涨的成本。如果实际增长率并不高，那过量货币就无法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只能是改变财富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分配状态。穆迪下调日本的评级之后，日元对美元大幅贬值，日本进口的成本也相应增加，而出口的增加相对有限，因为日本产业已经全球化了，通过贬值刺激出口是在封闭的民族国家经济时代的有效政策，并不太适合现在的日本。大幅度贬值其实也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进口产品的消费者实际要承担日元贬值的成本，而得益的是出口部门。日本经济已经达到了丰裕的程度，要增长就需要开拓国际市场，安倍政府退出了基建出口的远期目标，并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为日本出口武器打开了大门，为了推动武器出口，日本政府准备设立专门基金为买家提供融资支持。这一系列举措都让安倍经济学带着强烈的重商主义色彩，甚至有点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味道。安倍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也越来越暴露在世人面前 [4]。经济效果播报编辑数据显示，今年来交易员撤走了46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者已经连续第十三周抛售日本股票，创1998年以来最长连跌纪录。目前为止，日本实施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已经有3年了，但是效果甚微，2015年四季度日本经济再度陷入衰退，通缩压力萦绕不去，实际工资增长乏力，信贷需求依然疲弱，现在就连日元也开始与当局的意愿背道而驰，日元升值可能挫伤日本出口企业的利润。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 知乎

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 知乎首页知乎知学堂发现等你来答切换模式登录/注册经济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Abenomics）」？Abenomics (a portmanteau of Abe and economics) refers to the economic polic…显示全部关注者611被浏览193,483关注问题写回答邀请回答好问题 121 条评论分享18 个回答默认排序清华臀总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关注2012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野心勃勃地推出了其经济政策，力图扭转日本长达二十年的经济衰退，被市场称为“安倍经济学”。其中主要包含三项经济策略，即所谓的“安倍三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三箭发射以后，带来了令安倍相当满意的结果。日元大幅贬值，股市上涨，CPI升至1%，半年后日本的经济增速年率达到史无前列的4%，使安倍获得空前的民意。但是时间线拉回到三年后的今天，安倍经济学却变得异常尴尬，甚至可以说走到了决定日本经济未来的十字路口。按照安倍及其幕僚设计的路线，日元贬值带动日本出口走强后，会传导到国内上下游企业，带动企业利润增长进而体现到企业国内投资增加，工资上涨传递至国民，刺激家庭消费，使通胀率提高。然而从图1可以看出，除了股市在货币扩张及出口增强的直接刺激下将牛市走到2015年中旬，GDP与CPI这两项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始终未能表现出持续性好转，GDP只有在2014年初与2015年停留在2%以上，其余时期也仍然保持在“1”时代，而当前日本GDP甚至已经到了0.8%，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此外，在2014年日本CPI昙花一现的冲至4%历史高位之后，经济又重新回到最让日本人心酸的、长达二十年的通缩（或零通胀）状态。图1当初为给三支箭提供强劲的动力，安倍内阁在前几任政府本已高度负债的基础上再次大幅调高债务容忍度，使国债总额一路上跳至1050万亿日元，占到了日本当年GDP的228%（图2）。图2而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债务占GDP比美国为73.6%，德国为71.7%，最高的英国也不过90%（图3）。（注：图上中国显示为中央负债，加上庞大的地方债之后中国负债率应为70%左右）日本债务率已经可算是世界第一高，相比而言希腊债务危机时该国的债务占GDP比例是143%。当然，由于日本债务中大部分为日本本国国民所持有，外债比例不高，所以不至于发生如希腊般的大崩盘，但是其每年利息支付占GDP超过10%，对日本政府也是沉重的财务负担。图3回过头来看安倍三支箭，其实第一支与第二支箭的核心都是令日元贬值，其途径是货币宽松（提高债务率印钞票）+财政宽松（推迟消费税、加大基建投资），理论上前两箭都是为了结构性改革做出的必要牺牲和物质铺垫，唯有真正实施结构性改革才能完成其内阁的路线图愿景，然而现在看来所谓的第三支箭（结构改革）更多的是为争取选票带来的幌子。结合目前的形势来看，安倍经济学实施之后带来的短暂经济繁荣更多的是建立在巨额负债之上的虚假繁荣，具有海外贸易背景的大型企业从日股上涨和贸易顺差上升中获利颇丰，但其利润并未如政府所愿那般传导为工资上涨及国内投资额增加等有利于消费和投资的途径中，传导效益非常差。从安倍经济学获利最大的代表企业丰田从2008年到2013年都未给员工加过薪，2014年丰田汽车的工人们每月基本工资平均上涨2700日元(约156元人民币)，2015年初，由于上一财年业绩继续大好，丰田将工人基本工资上调了4000日元(约232元人民币)，2015年年丰田营业利润达到创纪录的2.8万亿日元，丰田却只加薪1500日元，相当于一碗拉面的价格。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口，日元贬值导致日本中小企业压力增大、破产率提高，两极化严重。从2012年底开始，美元兑日元汇率一路从80狂飙到2015年6月的125，日元贬值幅度达到惊人的50%以上（图4）。此后日元中止上涨势头开始回撤，一路下滑到目前的110下方，也造成了日经指数同步下落。当美元兑日元跌破120关口时，日本央行出乎意料的推出了负利率政策，却依然没能逆转美元兑日元跌势；当美元兑日元跌破110支撑位回到2014年底的价格位置时，对安倍的执政造成了极大的考验，黑田东彦不断发表强硬言论试图影响日元的升值，但最终结果依然是汇率的继续升值。G7会议上美日财长的争论显示了美国对于日本干预汇率的不满，打开了汇率继续下跌的空间，而上周最新的非农数据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日元当日急升250点，使美元兑日元到了106.5一线。再加上消费税被推迟两年半，日本债务率更加不可能缓解，基本上宣布了安倍经济学的破产。图4接下来安倍政府面临的选择十分尴尬：一是放弃对外汇的干预，减少财政支出，按计划调高消费税。这样一来可以将日本负债率降低到一个不那么难看的水平，并且有利于国内中小企业发展。但这不仅代表着安倍经济学的破产，更有可能使日元被国际市场避险情绪及投机盘等因素带动升值，从而损害刚刚好转的工业出口，并使CPI承受更大下行压力。另一条路则是硬着头皮进行推行新一轮的QE政策，继续通过激进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将日元引入贬值通道。同时采取更加有效的手段确保大型企业获得的利润能够更为有效的传导至国内民众，并且对于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保护政策。单从汇率的角度来看的话，则在2016年四季度之前必须将美元兑日元汇率重新提高至115以上，甚至是120上方，才能保住前期经济策略的成果。为达到此目的则日本债务率必须进一步迈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而如前文所提，即使日本债务占GDP比重继续上升到250%甚至更高，其国家信用及债权来源也能确保国内不发生类似希腊的危机，但是货币扩张、人为制造短期需求对于陷入泥潭的国家来说就像是一剂鸦片，短期效果会非常明显，但是长期需求不得到改善的话，不仅会对QE产生依赖，更有可能累积更多的经济问题，造成积重难返的结果。假使能在此之前能正在实现结构性改革，改良经济状态，则QE带来的通货膨胀无疑可以将日本拉出通缩泥潭，并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货膨胀带来的实际利率下降可以反过来降低企业的实际债务负担，并且变相降低日本政府的债务率，这对于即将创出破纪录负债率的安倍政府，也是件很值得尝试的举措。最后有一个有意思的联想，虽然国内对于“安倍经济学” 嗤之以鼻，但许多人都是抱着政治性贬低的目的亦或是源于其海外竞争力增强对于中国出口带来的担忧。如果真的将安倍三支箭与国内近年的经济政策做一番对比，其实会略微惊讶地发现两者皆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第一箭”货币扩张政策与中国当年的四万亿计划，再比如“第三箭”结构性改革与目前国内正如火如荼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等等。从日本的困境中可以看出，供给侧改革是否能取得成果，几乎也是中国是否能走出经济衰退的关键。目前安倍政府目前已然是骑虎难下的状态。但衡量之下，日本更有可能选择第二条路，即继续推行宽松政策，让日币重回贬值通道，以寄希望于2%的通胀目标能够在耗费沉重代价之后得以实现。安倍经济学能否取得实质上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在货币调节手段用尽功能失灵以及债务负担变成财政危机之前显现出结构性改革成效，并让CPI与GDP都提高至2%以上。至于届时产生的巨额负债等问题，那已然是留给下一届内阁发愁的事了。编辑于 2016-07-01 07:58赞同 19916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许银川fading times fading me 关注转载自“商业见地网” 作者吴敬琏我注意到，中国经济研究存在两大问题：第一，更多地是在“历史经验中找类同”，套用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的历史与中国经济比对。于是，把人家的发展结果套用到中国，看作是中国未来也必然出现的趋势。比如，以日本和韩国的历史脉络论证中国经济减速的必然性。第二，就是翻阅教科书，从中找到一些名词，并把它当成时髦词儿，然后用它去概述中国经济。第一种研究方法很讨厌，它的关键问题是：把别人的失败当成发展历史必然，当成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不是大问题吗？最近，一家重要的智囊机构召开研讨会，研究日本20多年的衰落问题。这对我们而言本来应当是教训，但研讨会上有人认为，日本的发展时历史必然，认为我们的发展道路不可能超越日本的命运。我真不明白，国家养这样的专家意义何在。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人家怎样做、出了怎样的问题，那我们应当如何去做，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应当研究的是，我们怎样做才能跨越“日本困局”，而不是如何去适应。在最近许多论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文章当中也经常出现韩国和日本的例子，说这些国家在什么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时间点出现了经济高增长的拐点，而我们在同样的时间点上也必然出现这样的问题。看了这样的论述感到很难过。为什么它们的昨天一定是我们的今天？为什么它们的今天一定会是我们的未来？那我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吗？这样的比对能带给我们什么帮助吗？第二种研究方法就是“整词儿”。为什么“整词儿”？因为要“显得深奥”。用大家或领导过去没有听说过的“词儿”以表现自己的研究深刻的、学问是渊博的，但“整完词儿”就有解决方案吗？没新的，只是再告诉我们一堆词儿，于是就有了什么框架、重构，什么供给侧、需求侧等等。用一堆“新词儿”解释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更有甚者，他们会告诉我们，失败者是怎样做的，我们应当向人家学习。不是吗？我们现在的做法不就是在沿着日本失败的道路前行？看不到金融资本主义道路对日本经济的摧残，看不到金融短期化、投机化对日本实体经济的危害，而所有人给出的方案都是“加杠杆”，那杠杆不是越去越高？这不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吗？我看到的事实是，金融的市场化、自由化摧毁了长期支撑日本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办银行制度”。当年，主办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动辄5年、10年，甚至30年，企业依据这样的资本期限所安排实业发展规划，在金融市场化、自由化过程中泡汤了。因为，金融投机盛行、金融短期化趋势使得主办银行的资金周转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发生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企业已经把长期贷款使用出去了，不可能归还银行；银行的存贷款期限错配越来越严重，结果是资金链断裂。加上企业间交叉持股，所以危机蔓延和传导得十分剧烈。最终拖垮了日本经济，而且一蹶不振。所以我认为，摧毁日本经济的关键问题是金融，是金融市场化、自由化过程中，至高无上的金融资本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重心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有多人愿意承认这样的逻辑？很少。为什么不承认？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读过的课本没有这样的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研究的悲哀——理论到了无视现实的程度。现在，日本开始实行“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的核心是治理通缩，但有人把这个问题集中到物价上，这也太表面化、书本化了吧。我认为，“安倍经济学”的核心是压低日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向市场输送长期流动性，让金融市场更加有利于资本的形成，并借以培育日本新的实体经济快速发育。这当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许多人仅仅依据一两年的GDP、CPI数据就说“安倍经济学”失败，这实在太小儿科了，真有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觉。一位刚从日本考察回来的朋友告诉我：日本经济衰退是假象。原因是，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日本高科技产品正在突飞猛进。所以我认为，日本卧薪尝胆，正在准备弯道超车。过去30年，中国的开放、日本的产业转移和经济、金融危机，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在日本传统优势产业，中国几乎全面超越了日本。但未来哪？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实际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日美重新合作，给中国搅局实际都有为自己赢得时间的韵味。创建于 21:29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发布于 2016-04-08 21:32赞同 3213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

[日本经济]执政八年，安倍经济学效果如何？ - 知乎

[日本经济]执政八年，安倍经济学效果如何？ - 知乎首发于社畜の投资养成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日本经济]执政八年，安倍经济学效果如何？陈熙爱好政治经济学和投资8月末突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一时间日本全国沸沸扬扬，本来因为对抗新冠疫情不利口碑要扑街的安倍先生，一时间支持率飙升27点至62%。那么执政八年，安倍的业绩如何？根据朝日新闻社的调查，"你如何看待安倍7年8个月的执政",好评率达71%。其中人们认可的业绩，主要是经济和外交比较受好评。（経済24% 社会保障14% 外交・安全保障30% 憲法改正5% 評価する政策はない22% その他・答えない5）今天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安倍在经济方面的执政业绩如何？1.什么是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アベノミクス）不是经济学说，是一个合成政治名词。主要指2012年起，安倍为了提振日本经济，推广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安倍经济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2-2015年，"四支箭"政策第一支箭：积极的金融政策——大規模量化宽松2%通胀目标无限量化宽松修改日本银行法日元贬值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家财政支出大规模公共投资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促进民间投资成长战略，推进TPP协议宣传促进女性就业的一系列政策推进企业统治改革第四支箭(2013年补充)——政府财政健全化提高消费税第二阶段：2015-现在，"新三支箭"政策第一支箭：强力经济第二支箭：养育支援第三支箭：社会保障新三支箭听上去比较虚，目的要解决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少子高龄化，安倍内阁推出的"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打造无论男女老少都活跃的全员参加型社会。（其实就是要增加劳动力）经过一堆讨论，决定目标内容主要有：働き方改革, 出生率目标1.8，消灭因介护离职，名义gdp目标600兆日元(2015当时为531兆日元)。2. 政策成果首先来看一下首相官邸的自我评价(2015年)。感觉还不错2020年我们回头评价一下。八年过去，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如何？2%通胀目标——失败2013-2019年的通胀率在0.34-0.99不等，通胀目标基本失败了。不过至少，从2013年起，日本从1999-2005以及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通货紧缩中爬出来了，缓过一口气，可喜可贺。名义GDP目标——目前未达到，还需5-10年下图为1980-2019年的日本名义GDP，可见最近十年虽然略有增长，但照这个增速，考虑今年新冠疫情，到600兆目标还得等个5-10年近30年日本名义GDP推移，失去的20年名不虚传，最近十年略有起色再看最近三十年的GDP增速，勉强维持在0上方日本GDP增速，来源ガベージニュース扩大财政支出：失败安倍号称要增加政府支出，政府身先士卒，拉动内需，那么成果如何呢？上图为财务省的政府支出报告，2012年(平成24)后，政府保持原来的节奏，并没有增加太多支出，直到今年新冠疫情才有大量增加。另一方面税收收入则是节节攀高。财政收支的国际比较，图源自财务省报告如上图，日本自2012年以来，仍在亏损，但亏损额不断减小。所以什么扩大支出，除了今年以外，都是假的。以此借口增税，才是真啊。就业：成功完全失业率从2012年 4%下降到2019年2.4%左右.劳动人口总数从2013年开始增加，从推进就业角度讲安倍经济政策比较成功2020年劳动力调查，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在推进女性就业方面，2019年相比2012年，15-64岁人群中，男性就业率+7%,女性就业率+10%,所以可以说颇有成效。(男性70.6%-> 77.7%，女性60.2% ->70.9%）这里插一句，过去我们对于日本的印象，是男权社会，女生结婚做主妇，专心伺候老公孩子，男女地位差距也较大。但是其实，大部分日本女性正在努力工作，即使是生孩子也很快回到职场。下图是日本女性的就业率，25-55岁的就业率都在80%左右。得益于一系列推进促进育儿和女性工作的法规出台，最近因生育辞职导致的M字曲线也平缓了许多。当然，平均70%的女性就业率在世界各国中还是比较落后的（中国和北欧差不多），不过相比十年前，至少过了平均线，可喜可贺。投资：吸引投资方面，表现亮眼。日本政府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企业改革（主要是证券方面，董事任免体制，股票改革等)，降低法人税。鼓励日本企业出口海外，承担风险，提高收益。2012年至今，日经平均股指涨至两倍。房地产投资市场活跃,2012年后直线上升。其他方面法人税降低2%，消费税上升5%，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25%左右。3. 安倍经济学政策分析接下来介绍一些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安倍经济学到底是否有效，效果如何。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经济目标总体有四个：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日本的痛点主要在于第一项，经济增长不足。2012年当时，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五，物价(CPI)稳定，国际收支常年稳定在5兆日元上下浮动，总体数据还不错。所以说，虽然失去了二十年（的发展），但是社会也没怎么倒退，如果日本人民当自己被时光封印了，一直活在上世纪的生活水平，不跟世界其他国家比，小日子过得也挺安稳的。但是世界是弱肉强食，不进则退。最近日本在世界的影响力，经济文化科技输出，国际地位都越来越没有存在感，社会不进步，各行业暮气沉沉，跟自己不争气也有很大关系。经济学理论介绍那么如何拉动经济增长呢？我们从经济学理论入手开始分析。首先介绍经济学中常用的模型：总供给=总需求总供给是宏观经济中所有产品的总供给，约等于理解为潜在GDP。供给取决于以下几个要素：工人数量，工人技能和教育程度，实物资本投资程度，主要生产技术，以及上述因素互动时的市场环境。总需求由五个要素构成，总需求=C+I+G+X+M =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进口在经济学中，有两大著名定律：凯恩斯法则和萨伊定律。凯恩斯法则认为，需求创造了供给，所以政府可以使劲拉动需求，有了需要，供给自然会上升。而萨伊定律则认为，供给创造需求。不论如何认为拉动需求，看不见的手总会将需求拉回到潜在GDP匹配的位置。目前这两个定律在经济学界还没有定论，短期来看，凯恩斯法则有效(5年内)，长期来看(10年)，萨伊定律有效。拉动需求有一时提振的作用，打个比方，就像熄火的车，可以帮它打火让它跑起来，但能不能跑还得看肚子里有多少油。政府可以选择直接一些长期的政策想办法增加供给，也可以选择一些短期政策直接增加需求以间接拉动供给。鉴于资本主义选举的这个制度，大部分政府应该更青睐于凯恩斯主义。拉动需求在拉动需求方面，可以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通过一系列方法增发货币，源头活水多了，银行可以增加放出的贷款，社会购买力增加，需求上升了。财政政策可以拉动的需求有三项：政府支出不用说，消费和投资可以通过减税增加。第一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拉动总需求央行想让货币供给增加，有四个选择：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向银行购买债券，购买与借款有关的证券，以增加银行的现金），量化宽松安倍政府选择了量化宽松，具体为让日银大量购买国债,增加货币供给,调低利率 -> 使银行愿意放款,借钱容易了，就会加速借贷，促进投资消费，增加需求。但是，这个逻辑在安倍经济学政策里，却并没有奏效。货币基数确实增加了，但货币供给并没有大幅增加。也就是说大部分钱都在日银的账户里。并没有流通到市场上。按理说货币基数✖信用乘数=货币供给，货币基数增加了，货币供给也该相应增加。但是过去八年，货币供给虽然略有增加，但和以前差距不大，反倒是信用乘数大幅下降了。为何信用乘数会下降，根据三井住友アセットマネジメント的分析，相对于法定的0.05-1.3%的准备金率，银行放在日银的准备金率竟然高达30%。日银给了银行钱->银行并没有多给企业融资。为什么融资没有增加？没人给出标准答案。我个人的理解是，低欲望社会没人借钱+借钱难。首先利息实在是太低了，融资对银行没什么大好处，白白承担风险，而存在日银的超过准备金，还有0.1%的利息。另一方面，受尽泡沫经济不良债权之苦，目前银行的融资审查非常严格，中小企业尤甚，甚至还要追加担保人。所以日本的创业环境并不算好，银行有钱也不借，也加剧了没人敢借钱。所以纵有金融政策，货币供给不增加，也是无用的。对日本政府来说唯一的好处是国债的利率大幅下降了。这一出量化宽松的好戏，经济没有促进，却续命了政府，养肥了银行，埋单的是持有90%国债的日本人民。第二支箭：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第一支箭拉动消费和投资失败了，日本政府还有财政政策空间，可以增加政府支出，积极推出减税政策。安倍政府将企业税率降低2%，消费税率上调5%，投资和消费一正一负。政府支出上文我们已经分析了，截至2019年，日本政府并没有增加政府支出。虽然目前政府还在赤字，但赤字以逐步缩小。反而是第四支箭增税改善了不断恶化的财务状况，倒是真的。第三支箭及新三支箭：推动就业，增加总供给。推动投资，增加需求增加女性就业及育儿支援政策，可以理解为解放家庭劳动力，增加总供给的工人人数。企业统治改革，推动了股市发展，改善了投资环境，算是比较大的功绩。这也得益于2010年后美国的十年牛市，带动全球经济都比较活跃。至于哪个影响更大，我也不知道。比较可惜的是TPP协议被撕毁了，不然日本作为出口型国家还能扩一波贸易顺差。个人觉得推动了全民参与就业是安倍比较大的政绩，日本想要增加经济，必须增加用工人数，接下来就是如何产业升级，提高工人技能的问题，目前日本增加的就业，数量上去了，但质量比较差。anyway，创造出这样的氛围也是不错的。日本人民已经意识到，经济停滞了20年，过去那种丈夫一个人的工资足够一家人生活，老年的养老金足够每天闲着养花养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总结：安倍经济学的比较大的政绩有：增加就业率，推动了股市发展，改善了日本政府财政，将日本从多年通货紧缩中拉出安倍经济学的失败之处：增税+减国债利率薅了日本全国人民的羊毛，养肥了银行，对经济的促进没有卵用。社畜的投资养成: WX : shachiku_investment日本投资，购房小知识更多有趣，实用的干货声明：本号仅为调查翻译，为学习笔记类公号，非专业房地产从业人员，本号个人观点是否有误请自行辨别，投资失误概不负责参考文章《斯坦福极简经济学》——蒂莫西·泰勒政権末期、安倍晋三内閣の支持率が上昇。「異例の高さです」各社の世論調査で傾向明らかに安倍经济学介绍-维基百科日本経済中期見通し 2019 -失われた金利を求めて-財界観測労働力調査 - 総務省統計局マネタリーベースとマネーストックの関係を再考する——SMAM銀行融資の真実とメガバンクの闇－融資に纏わる【本音と建前】アベノミクス「第二の矢」は、むしろ経済に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ーーITmediaビジネス发布于 2020-09-13 20:52经济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赞同 602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社畜の投资养成日本房产，股市相关小知识

微信名：社畜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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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安倍经济学？ - 知乎首页知乎知学堂发现等你来答切换模式登录/注册日本经济学日本经济什么是安倍经济学？什么是安倍经济学？关注者18被浏览18,554关注问题写回答邀请回答好问题添加评论分享8 个回答默认排序杨改之东京工业大学人文研究与教育学院准教授关注谢邀～安倍经济学是指安倍上台之后为了挽救日本低迷的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三项基本方针被称为“三支箭”，分别是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换起民间投资的成长策略。这项经济学的实质为量化宽松政策，试图以货币贬值来提升日本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具体的措施来说就是几次消费税的提升，2015年4月，消费税由原来的百分之5提升到现在的百分之8，预计到2017年，消费税会上调到百分之10.发布于 2016-04-09 10:16赞同 163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纸吹雪我曾听说住在罗生门的恶鬼,因为害怕人性的残忍而逃走关注安倍经济学的日文名称是由安倍（Abe）和经济学（economics）的混成词而来，因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推出以他命名的“里根经济学”，所以安倍仿效前人称其经济政策为“安倍经济学”，实际上并非经济学的学说。此一名词于2012年11月起被广泛地使用，于2006年，第一次安倍内阁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中川秀直就曾经使用此称呼。安倍经济学的主要政策被安倍晋三称为“三支箭”（日语：三本の矢）。三支箭第一支箭：积极的金融政策——大规模量化宽松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家财政支出第三支箭：构造改革的经济政策——促使并发展民间投资其他具体政策包括：2%通涨目标改变日圆汇率高涨（日语：円高），不利出口的情况调高消费税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措施透过日本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公共事业国债并长期持有负银行贴现率修改《日本银行法》激励地方小经济圈再生（日语：地方創生）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日语：国土強靱化）加强女性就业主义为了推行此经济政策，安倍在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甘利明之下设置日本经济再生本部，以及在本部之下再设经济物品政咨问会议、产业竞争力会议。并以赞同通货膨胀至2%的黑田东彦取代白川方明出任日本银行总裁。发布于 2022-11-15 21:10赞同 1添加评论分享收藏喜欢

解密“安倍经济学”--人民网日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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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于安倍政权来说，最为理想的政策预期为：在日元贬值的带动下出口有力反弹；进口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居民在通胀压力下加大消费支出；企业在居民消费增长的带动下加大投资；在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项利好的推动下，日本股市水涨船高；资产价格的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又会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使日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目前安倍的“三支箭”集齐，安倍经济学能否重振日本经济，安倍政权将接受时间的检验。

安倍政权经济刺激政策“三箭集齐” 实现难度大

日本政府14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旨在激发民间活力的“经济增长战略”和“经济财政运行基本方针”。有分析称，具体措施仍需完善，实现新政策中的目标，难度较大。专家:安倍新经济学对日本经济有一定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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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安倍经济学”【概念】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吸引民间投资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战略是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轴。

　【理论背景】安倍经济学的相关经济理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没，之后实施了增加消费税率等货币紧缩政策，结果名义GDP 陷入停滞。90年代后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提出日本可能掉入了“流动性陷阱”，并指出日本要经济复苏，应大量印发纸币，增加民间需求。

举措

◆第一支箭：以量化宽松为主的金融政策 2%通胀目标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央行）1月22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以摆脱通货紧缩。无期限货币宽松日本银行从2014年开始无限期地购买资产，实行新的货币宽松政策。

◆第二支箭：以扩大公共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最大规模预算案在1月29日下午的临时内阁决议上，安倍政权确定了2013财年政府预算案。这一预算案总额达92.6万亿日元，是历来最大规模的预算案。在减少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预算案增加了公共事业的投入，预算的重点正在“从人转向水泥”。

◆第三支箭：以振兴民间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政策民间投资在3年内由目前的63万亿日元的规模增加至70万亿日元。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以此来营造“可与伦敦、纽约匹敌的国际性商业环境”，创建吸引全球技术、人才、投资的国际商务都市。10年后人均国民收入增加150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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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之意不在酒”•安倍“第三箭”：“靶心”参议院

•安倍拟用“安倍经济学”战略发起参院选举攻势

•大选与必将走向破局的“安倍经济学”

目前效应

汇率

日本高官称日元过度贬值将带来消极影响

日元迅速贬值引发各国担忧

日元加速贬值兑美元4年来重回101日元大关

CPI日本5月CPI与去年同期持平 7个月来首次止跌

日元贬值彪马在日本加入提价行列

日本：日元贬值 iPad涨价

日元贬值致其国内电价油价快速上涨

进出口贸易受益日元贬值日本5月出口增10%

日本5月份再现巨额贸易逆差

日本2012年度经常项目盈余创新低

投资海外投资者在日本股市持股比例飙升至28%

日本一季度设备投资同比下降3.9%

股市日本股市坐上过山车 “安倍经济学”敲响警钟

就业日本就业状况改善有效求人倍率为五年来最高

日本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3.9% 连续两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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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三箭”救日本了吗？回顾“安倍经济学”始末

2020年09月03日 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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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安倍“三箭”救日本了吗？

　　二次世界大战后75年，日本出了45个首相，平均每个首相的任期只有1年零8个月。8月24日，安倍晋三刚超越其外叔公佐藤荣作成为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然而四天之后的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身体原因正式辞去首相职位，他最大的经济遗产“安倍经济学”到底效果怎么样？是否会随之凋零？

　　“三支箭”的三阶段

　　从2012年起，安倍第二次长期执政的最大功绩，是其具有“三支箭”烙印的“安倍经济学”。这三支箭在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含义。

　　第一阶段是2006~2007年，也就是2006年他第一次上台的一年内。这要从他上台的历史说起。1995年，安倍晋三被小泉纯一郎选为其总裁选举团的核心成员之一，作为安倍父亲的嫡系，小泉纯一郎护送着安倍平步青云，在小泉任期届满的2006年9月20日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凭借修改宪法、教育改革、增税改善财政、继续推进小泉改革的口号，安倍晋三大胜麻生太郎和谷恒祯一，当选自由民主党第21任总裁。9月26日，安倍晋三当选为第90届日本首相。

　　因此，2006年他第一次上台之际，“安倍经济学”是“小泉改革”路线的延续，“三支箭”分别是财政支出削减、公共投资缩小以及延续试图通过缓和管制来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阶段是2012~2015年，也就是他第二次上台的三年内。这个阶段，“安倍经济学”演变成了“三支箭2.0阶段”，分别包括积极有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活跃扩张的政府支出财政政策以及变革增长的民间投资经济政策。安倍不惜为此修改《日本银行法》，以政府改革将日本经济拉出通缩泥潭并重启日本经济繁荣的决心路人皆知。

　　第一支箭：积极有为的货币政策——实质量化宽松。日本央行原行长被撤换成黑田东彦，开始实行QQE（质化、量化货币宽松政策）。货币端持续大幅开闸放水，且自2016年起推行负利率政策，最终满足通胀目标制目标，并将目标通胀率设定为2%。

　　第二支箭：活跃扩张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增加。一方面，安倍寻求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2013年1月11日，日本通过了总额高达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消费税率来弥补政府收入，安倍政府于2014年在5%的基础上提高至8%。并于2019年将消费税上调至10%，也是安倍执政期间第二次上调消费税率。

　　第三支箭：变革增长的经济政策——提振民间投资。安倍第一步采取了以“健康长寿社会”为口号，以社保福利产业化为主要手段的举措，随后推出了日本版的“美国国家医药研究院”，专注于生物医药研究，宣传“全民参与的发展战略”，将退休老人、适龄失业人口、年轻人和家庭主妇纳入补充劳动力不足的体系中。此外，2013年安倍还发布了“振兴民间投资发展战略”第二波计划，刺激高科技和实质性产业发展。

　　第三阶段是2015~2020年，安倍首相在2015年10月第3次改造内阁时对“三支箭”进行升级，第一支箭是经济刺激计划；第二支箭是生育支持计划；第三支箭是社会保障计划。具体措施与愿景方面包括2020年预计日本GDP增至600万亿日元，并计划上调消费税。

　　“三支箭”是否射中靶心？

　　安倍经济学只有构建出内部生态正向增长飞轮，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3年底，安倍再次上任一年时，东京股市平均股价刷新年度最高纪录，失业率降至4%，外国游客访日人数突破1000万，开启了一个好头，但自2014年以来“安倍经济学”便开始由盛转衰，后续动力不足。

　　究其原因，三支箭只是手段，安倍经济学需要解决的是日本经济长期通货紧缩和日本人口数量、结构双恶化的现实困境。安倍经济学就试图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来克服通货紧缩，并通过结构性改革以解决日本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数量萎缩的问题。然而现实数据表明，安倍经济学在提振实质GDP和通胀方面尚未见到成效。

　　安倍经济学最受诟病的是，日本距离2%的通胀目标任重道远，甚至难言摆脱了通缩局面。自2013年3月起，在安倍任命的时任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主导下，日本央行启动了质化与量化的宽松政策，旨在两年之内要实现通胀2%，其实这也是第一支箭的核心内容，通过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推助日元贬值。2014年10月，日本央行曾追加实施货币宽松，2016年1月又祭出负利率政策。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日本无论 CPI通胀还是工资增速，确实略有提升，尤其是 2015~2019年间，其核心CPI和工资同比增速均提升至 0.5%左右，但日本企业和民众对经济复苏表示怀疑，扩产和消费意愿低迷，离2%的通胀目标任重道远，甚至难言摆脱了通缩局面。

　　其次，虽然日本失业率降低，但背后彰显就业结构改变的无奈。日本就业持续改善，一直是安倍经济学也是安倍本人的重点支撑论据。但仔细观察日本就业人数结构不难发现，非正规雇佣员工就业比例保持高位，而其中便有诸如临时工、兼职工与合同工之类的就业部分。由日本总务省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0月1日，日本非正规雇佣员工占比高达近35%，而此数值在1990年仅为18%，增长近一倍。在无法实现“同工同酬”的现实境况下，失业率维持在低位如6月份最新数据2.8%，但多位职工完成一人量工作，并总计领取一人份工资。职工收入并未有所增加，消费提振更无从谈起，经济发展缺乏内需支柱。

　　再次，虽然日经股市上涨明显，但财政状况困难加剧其不可持续性。“安倍经济学”对日本股市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八年以来，日经225指数从10000点左右震荡上升到23000点左右，足足增长了一倍有余。但具体来看，一方面是财政上不断扩大投资，尤其是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和股市走高；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上的大“放水”，也就是负利率政策再加上量化宽松，这完全是一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日本是靠债务和货币“放水”把经济和股市顶起来的，力度之大，史无前例。

　　最后，虽然安倍执政期间创造了历史最长的经济景气周期，但经济增长率迟滞，被疫情打回原形。安倍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打造了长达71个月的经济景气，日本内阁府认定本轮经济扩张期从2012年12月一直持续至2018年10月，仅次于73个月的伊奘冉景气，但这轮实际GDP增长率仅为1.1%，是前五位景气周期中最低的。此外，如果以美元计价的GDP规模看，日本经济仍是止步不前。2012年日本GDP规模是6.203万亿美元，而2019年GDP仅为5.082万亿美元，不升反降20%。屋漏偏逢连夜雨，疫情又重创原本孱弱的日本经济。2020年二季度，日本实际GDP年率计算降幅为27.8%，创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降幅。乐观估计，近两年内日本经济将无法回复疫情前水平。

　　“三支箭”还能飞多久？

　　展望后安倍时代，短期内安倍经济学或仍将延续，但长期内安倍经济学大概率将随着新任日本首相而出现较大转向。

　　短期内，安倍经济学犹在。据《日本国宪法》规定，首相任职者一般由多数党派魁首担任。而目前安倍所在自民党即为占据日本国会多数席位党派，故继任首相将产生于自民党。展望后安倍时代，继任者来自自民党内部，但人选众多，分别包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副首相麻生太郎、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与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不仅源于党内传承，短期疫情现实也将为安倍经济学续命。菅义伟8月27日表示，日本政府当局短期内的主要目标仍将是如何“阻止宏观经济的断崖式下跌”。

　　长期内，无论谁接替安倍成为日本首相，安倍经济学已经穷途末路。

　　其一，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刺激定位失策，旅游业无力回天。以原定于今夏举行东京奥运会为例，这本是一场旨在激活日本经济的盛会，但由于疫情不确定因素而被迫延期，根据东京商科研究公司对12857家公司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27.8%的人希望取消东京奥运会，25.8%的人认为体育赛事应该再次推迟，指望着奥运会和旅游业实现经济复苏，可谓难上加难。

　　其二，安倍经济学通过日元贬值来促进出口的方式是以邻为壑，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民粹主义高涨之际，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其三，安倍经济学内循环失位，绝非长久之计。对于货币政策之“箭”，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箱已近乎弹尽粮绝，对于财政政策之“箭”，日本政府债务水平冠绝全球，而大规模政府支出受制于政府高企的杠杠率与天量债务，支无可支。

　　此外，作为新三支箭的经济刺激、生育支持与社会保障，前提均为经济实现实质性增长。在蛋糕尚未做大的现状下，如何进行生育支持与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更是后继乏力。如果日本人口负增长困境长期持续，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或将卷土重来。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分别供职于工行及对外经贸大学，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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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与“安倍经济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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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与“安倍经济学”

20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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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11月14日，日本将公布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任者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日本政坛将进入“后安倍时代”。作为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生涯已告一段落，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的经济表现，及其在任期间在经济政策上最为著名的“安倍经济学”也应做一阶段性的总结了。当年“安倍经济学”为重振多年陷入低迷和通缩的日本经济的三支箭——大规模货币宽松、财政支出、以及结构性改革，到底结果如何？盘点“安倍经济学”的得失，也许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安倍时代日本经济的“盘点”

　　安倍晋三两次担任日本首相，第一次是2006年9月26日至2007年9月12日，执政352天，将近满12个月；第二次是2012年12月26日至2020年8月28日，执政2803天，连续7年零9个月。累计执政3155天，总计8年零9个月。安倍的时间创造至少两个记录：连续执政超过其外叔祖父佐藤荣作1964年至1972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的连续任职时间2798天；累计执政时间超过桂太郎首相（1901年-1906年；1908年-1911年；1912年-1913年）2886天的累计任职时间。

　　安倍取得战后第二长经济复苏期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安倍晋三即使在创造以上两项记录后宣布辞职，仍可以安心甚至是志得意满地离任，因为他的第二次执政时期，日本创造了二战之后第二长的经济复苏，从2012年12月开始到2018年10月，持续时间为71个月。

　　战后日本经济从“低谷”到“高峰”的最长复苏期是2002年2月到2008年2月的“伊奘冉景气”。本轮复苏期的长度不及“伊奘冉景气”。（伊奘冉尊是日本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神祇，为兄长伊奘诺尊的妹妹同时也为妻子。日本将战后历次长期经济繁荣的时期分别用神话中的神尊来命名。）

　　日经新闻指出，安倍在政权运营中一直倡导经济最优先。在第2次上台执政的2012年12月26日，日经平均指数收盘价为10230点。截至2019年12月26日，涨至23924点，达到2.34倍。有效招聘倍率（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之比，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处于45年来最高水平。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12年的约495万亿日元增加至2018年的547万亿日元。

　　日本过去的长期政权也以稳定的经济作为基础。在执政长达2798天的佐藤政权，股市在期间内涨至3.07倍，执政长达1806天的中曾根康弘政权则涨至2.88倍。在日本进入平成萧条后的低增长时代、长达1980天的小泉纯一郎政权，股市上涨了11%。

　　与过去的长期政权相比，安倍政权的特点是在没有遇到经济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持续实现复苏。2012年12月安倍上台以来，在政府每月发布的月度经济报告中，都提出经济复苏，2013年9月以后一直认为基本维持复苏态势。

　　佐藤政权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2周后诞生。当时，从被称为战后最严重的“昭和40年萧条”开始，1965年启动对陷入融资难的山一证券的“日银特融”。之后迎来了当时来看时间最长的57个月的“伊弉诺景气”。

　　1982年上台的中曾根政权通过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挺过了日元升值萧条，实现了长达51个月的“泡沫景气”。始于2001年的小泉政权推进大型银行等的不良债权处理，为长达73个月的长期经济复苏开辟了道路。

　　佐藤、中曾根和小泉3人出任首相均是经济衰退期，而卸任时则为复苏期。这令人觉得这些政权解决了经济问题，为长期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在本轮复苏期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仅为1.1%左右。远低于高速增长时代的1965年到1970年的“伊奘诺景气”（11.5%）和始于1886年的“泡沫景气”（5.3%），也低于“伊奘冉景气”（1.6%）。（注：伊奘诺景气指1965年11月－1970年7月共57个月的经济繁荣。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超过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

　　日本的增长率也低于同期的很多发达国家。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2%以上，英国为2%左右，德国为1.5%-2%（不含）。韩国保持了3%左右的增长率。

　　日本国家财富恢复至20年前水平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国民经济计算，2018年底，日本政府与民间的合计净资产（国家财富）2018年底为3457.4万亿日元，比2017年底增长2.2%，随着连续3年增长，国家财富已经恢复到20年前的水平，与1998年底相当。除桥梁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坚挺、固定资产价值创历史新高外，地价持续上涨也是推高国家财富的主要因素。国家财富是指从土地、住宅、工厂等资产中扣除负债后的总额，代表整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把家庭、企业、政府等各领域加到一起进行计算。

　　日本的固定资产连续6年增加，达到1808.8万亿日元，创下自1994年有比较数字以来的最高。与2017年底相比，旺盛的公共投资显现出效果，基础设施等建筑物增加了19.3万亿日元（2.2%）。由于人工和材料等需求紧张，建设成本上涨，也推动了资产价值走高。企业活动趋于活跃，机械设备增加了2.4万亿日元（1.1%）、研究开发等知识产权产品增加2.7万亿日元（1.8%）。

　　土地价值达到1226.9万亿日元。由于地价呈上涨趋势，土地价值连续5年高于上年。金融资产由于股价下跌而缩水，但在统计时，作为负债的外国人持有股票也相应减值，结果对外净资产达到341.6万亿日元。

　　在家庭的金融资产方面，现金和存款达到985.3万亿日元，逼近1000万亿日元大关。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安倍经济学实施的货币宽松。

　　2018年底日本的国民总资产为10883.4万亿日元，比2017年创纪录的10887.5万亿日元减少了4.1万亿日元，为历史第2高水平。非金融资产的增长弥补了金融资产的减少。

　　日本股市走向成熟

　　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创历史最高纪录的38915点。30年后的2019年，日本的股价只相当于当时的6成。在载入史册的美国大萧条时，美股用了25年恢复至1929年高峰期的水平，日本股市的低迷在主要国家中创下历史最长纪录。

　　学者认为，当年的“（股价）达到无法用利率水平等解释的高位。”1980年代末，东京大学的副教授植田和男（现任共立女子大学教授）通过论文等对日本股市发出这样的警告。股价除以每股收益得出的市盈率（PER）方面，国际标准为14-16倍，而日本当时大幅超过60倍。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股市的总市值在全球股市中占比接近4成，到2019年末不到1成。虽然存在感降低，但是作为全球股市中的一分子，日本股市已经成为一个与投资价值相匹配的市场，这是日本在30年里取得的一大成果。

　　安倍晋三第2次上台后，日本股市上涨了2.3倍，上涨率排在历任首相中排第3名。安倍的这一成绩虽然不及自己的外叔公佐藤荣作，但超越了外祖父岸信介（第4名）。

　　安倍2012年12月26日上任。2012年因为欧洲债务问题严重等，4月中旬以后日经平均指数跌破1万点。在12月的大选中，提出经济再生的自民党大获全胜。政权更迭一确定，股价就开始走高，安倍上任前一天的收盘价为10080.12点。

　　安倍上任后，在日银大规模货币宽松的背景下，日元不断贬值，以出口企业为中心，业绩得到改善。股价也走高，2015年4月10日日经平均指数在过了15年后再次突破了2万点。

　　不过，随后遭遇了2015年夏季的“股灾”。当时中国经济大幅减速，全球同时陷入股价下跌，日本也明显呈日元升值股价贬值的趋势，2016年日经平均指数再次跌破15000点。

　　日经指数再次步入上升通道是在建立了蜜月关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反映其积极财政政策，出现了被称为“Trump Rally”的全球股价上涨。2018年10月，日经指数达到安倍在任期间的最高点24448.07点。2020年3月受新冠疫情冲击，股价一度跌到16000点水平，但到8月末又回到了23000点水平。

　　虽然股价上涨，但也存在摆脱通货紧缩等未完成的政策课题。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在2018年度以后也一直低于1%。

　　安倍长期政权的关键——麻生和菅义伟

　　据日经新闻，分析日本历届的长期政权，官房长官和财务相的在任期间都很长，可以看出这2个职位的稳定是长期政权的秘诀。而自2012年12月第2届安倍内阁上台时一直支撑政权的就是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安倍在9月3日的党高层会议上表明，“希望进行稳定和有挑战性的强有力布局”。此前，其多次提出重视“持续性和稳定性”的想法。

　　在安倍第2次上台执政后，在阁僚和自民党三大高官职位中，没有更换的只有麻生太郎和菅义伟。作为财务相（大藏相）和官房长官创出6年半以上的战后最长任职时间。麻生9月3日在自身派系的研修会上表示，“希望以负责任的立场支撑安倍政权，为日本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在日本过去的长期政权中，这两个职位都具有在任期间长的倾向。调查了历任首相中连续执政时间长的佐藤荣作、安倍晋三、吉田茂、小泉纯一郎和中曾根康弘等5个内阁的数据。

　　在执政1980天（5年零5个月）的小泉纯一郎政权，福田康夫担任官房长官长达1108天（3年）。如果包括前一任的森喜朗首相时代，福田康夫的在任天数仅次于菅义伟，排在第2位。而在佐藤荣作政权，在约7年零8个月里，保利茂担任官房长官948天（2年零7个月）。

　　保利茂是被称为“佐藤派5奉行”的高官之一。而菅义伟曾游说安倍晋三参加自民党仍是在野党时代的2012年总裁选举，是安倍重返首相宝座的功臣。在安倍第1次上台执政时，菅义伟也是建立议员联盟、跨越派系支持安倍的主角。

　　在执政1806天（4年零11个月）的中曾根康弘政权，后藤田正晴担任官房长官1075天（2年零11个月）。当时，存在由党总裁派系的人担任官房长官的惯例，中曾根康弘起用田中派的后藤田正晴带来了冲击。后藤田正晴在担任官房长官以外职务期间，也在中曾根康弘内阁成为阁僚，在近5年时间里持续支撑了中曾根康弘。

　　在二战后，日本通过轻武装和重视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大藏相（现称财务相）成为最重要阁僚之一。在吉田茂政权时代，池田勇人担任大藏相1353天（3年零8个月），连续在任纪录仅次于麻生太郎。福田赳夫在佐藤荣作内阁2次担任大藏相，合计在职1497天（4年零1个月）。

　　在中曾根康弘内阁，竹下登任大藏相1334天（3年零8个月），超过政权存续期间的7成。在那期间，中曾根康弘任命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出任外相，竹下登和安倍晋太郎成为左膀右臂。

　　田中角荣在池田勇人内阁以历史最年轻的44岁出任大藏相。包含佐藤荣作内阁时期，田中角荣在近3年里担任大藏相，因获得大藏官僚的信赖而实现飞跃。

　　官房长官和财务相（大藏相）与其他阁僚相比，更换的频度更低。中曾根康弘的官房长官是后藤田正晴和藤波孝生，大藏相是竹下登和宫泽喜一，在5年里分别为2人。在小泉纯一郎政权，官房长官为福田康夫、细田博之和安倍晋三这3人，财务相则为盐川正十郎和谷垣祯一这2人。

　　连续执政天数最长的5名日本首相起用的官房长官平均为3.6人，财务相（大藏相）为2.4人。在其他职位方面，从文部科学相与文部相来看，平均为5.4人。从平均在职天数来看，官房长官为627天（1年零9个月），而财务相（大藏相）为935天（2年零7个月），均长于文部科学相（文部相）的418天（1年零2个月）。

　　日本自民党高层干部的具体职务任期为1年，首相经常配合党的人事调整每年进行1次内阁改组。可以说从起用人数和天数来看，如果官房长官和财务相（大藏相）保持稳定，就是长期政权。

　　安倍留下诸多课题

　　在当前防疫和经济尚未复苏的课题下，安倍选择了离开。他曾经想在2021年9月到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内实现改宪，目前也并未铺平道路。

　　日本冈三证券的爱宕伸康针对日本在复苏期内经济增长率持续处于低水平表示，“由于人口减少等原因，对经济增长的期待降低，贷款进行设备投资的企业减少”。

　　数字领域的投资对21世纪的竞争起到关键作用，日本对这方面的投资很消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7年，美国的IT投资额增加6成，法国翻了一番，而日本却减少2成。

　　日本通过线上讲座等提高技能的成人只有36.6%，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值（42%）。IT方面的落后影响了劳动生产效率，2018年日本在成员国中排名第21位，与美国（第3）、法国（第8）、德国（第13）存在差距。

　　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拉动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可以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此次的复苏局面中，生产效率停滞扯了后腿，据日本内阁府统计，潜在增长率低于每年1.0%。通过日本政府的多次财政政策及日本央行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来支撑了动力不足的增长，这是长期低水平复苏的实际情况。

　　三菱UFJ调查与咨询公司的小林真一郎表示，日本“曾考虑过在财政与货币宽松的支撑下，利用增长战略提高经济景气度，但进展并不顺利”。

　　日本经济对政策的依赖和对外需的依赖都很强。2012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为14.5%，2018年升高到18.5%，日本容易被全球经济的变化所影响。2018年10月正好是中美贸易摩擦激化、日本对中国出口开始停滞的时期。

　　数字化落后，日本政府也有很大的责任。医疗、教育、司法等很多场合都要求面谈及书面文件，阻碍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学校数字设备的使用度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在最后。

　　由于制度改革迟缓，终身雇用等原来的劳动习惯仍然根深蒂固，面向增长领域的人才转换也没有进展。要想提高增长动力，亟需进行广泛的制度改革。

　　由于新冠疫情扩大，日本4月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全国的经济活动明显陷入停滞。4-6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快报值环比年化增长率为下滑27.8%，创出战后最大降幅。非正规的就业人数6月同比减少104万人，创出历史最大降幅，就业形势也很严峻。

　　安倍在2012年12月第2次担任首相以后，目前的内阁支持率徘徊在最低水平。安倍在疫情再次开始扩大的7月以后，为了遏制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并未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努力在恢复经济的同时防止“第2波”疫情发生。

　　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在这之后也徘徊在较高水平。关于刺激国内旅游需求的“Go To Travel”政策，最开始是以全国为对象，但后来改变方针，将感染者较多的东京排除在补贴对象之外。原本举办活动的人数限制规定截至8月底，但现在也被延长。

　　安倍表明向日本全部家庭发放布口罩，但出现了多次误判。布口罩中出现了残次品等，后被推迟发放。相关费用达到了466亿日元，被朝野各党批评“成本过高”等。

　　安倍在第2次担任日本首相以后，取得了提高消费税率、申办东京奥运会、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获得通过等政绩。由于疫情扩大超出预期，长达7年零8个月的长期政权的成果被削弱。

　　成为长期政权原动力的“安倍经济学”尚在途中。日本一直通过大规模货币宽松和以经济对策提振需求等方式支撑经济，另一方面，增长战略仍看不到成果。潜在增长率并未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作为课题仍然存在。

　　安倍的修宪夙愿也未达成在2020年中施行新宪法的目标。由于朝野各党的对立，国会的修宪讨论未取得进展，修宪项目的对象至今没有确定。作为发起修宪动议前提的《国民投票法》的修订仍没有头绪。

　　被安倍定位为“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以及包括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谈判等外交课题也将留给下一届政府来解决。如果无法确定疫情的平息时期，已推迟到2021年夏季的东京奥运会也将难以举办。

　　“安倍经济学”的盘点

　　从安倍口中消失的“安倍经济学”

　　安倍在2018年确定的2025年度实现黑字的计划被新冠病毒疫情打乱。为防控疫情，追加发行国债接近100万亿日元。“现在不能进行紧缩财政。理论正确和政治选择是不同的”，安倍的考虑是不拘泥于目标。

　　2012年底成立的第二届安倍政权射出了金融、财政和增长战略这一“安倍经济学三支箭”。

　　民主党政权下的日元升值股市下跌局面得到扭转，日本市场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关注。原来的有效求人倍率仅为0.83倍，到2019年4月达到1.63倍，刷新了197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凭借“安倍经济学”赢得支持后，安倍开始致力于想做的事。如果支持率下滑，就通过经济优先来重获支持，这是第一次上台时想要同时解决难题但惨遭失败的安倍总结出的政权运营“法则”。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允许部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方面。该法案2015年9月19日刚一通过，安倍便在9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抛出“希望出生率1.8”等“新安倍经济学”。目标是借重视分配的经济政策，挽回支持率。

　　安倍两次决定解散众院举行大选都与消费税有关。安倍提出“安倍经济学”，使推迟增税和变更用途成为争论的焦点。2016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也通过再次延期增税而获得胜利。

　　这条法则为安倍带来了稳定的支持率。日本经济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从未跌破30%的危险线。安倍在国政选举和党总裁选举中9连胜，构筑了“安倍一强”的政治体制。

　　在近期支持率下滑的2020年6月以后，原本是要推动经济的时期。但法则出现了变化。“消费税应该减税”，在6月的自民党议员联络会上，积极财政派中支持首相的西田昌司提出应减税到8%。虽然党内有人揣测“首相会不会再次以减税为争论焦点来解散众议院”，但安倍并没有采取动作的迹象。其中有被迫应对疫情的因素，而且也无法保证能够以“安倍经济学”重新获得支持。

　　日本政府7月正式确认，景气复苏在2018年10月结束，目前已经进入衰退局面。已经不可能刷新战后最长记录。从日本经济财政再生相西村康稔处看到报告后，安倍只是简短回答了句“嗯，这样啊”。

　　安倍今年在新闻发布会上从未提及“安倍经济学”。在2016年参议院选举前的6月新闻发布会上连提了18次，2014年众议院选举前的11月连提了11次。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提的次数逐渐减少。2020年春季反复提起的“疫情后经济V字复苏”现在也不好再提了。受7月以后疫情再次蔓延的影响，可能已经无法实现。

　　熟悉日本经济、也跟安倍交换意见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保罗·谢尔德（Paul Sheard）这样说道：“受疫情影响，日本经济再次陷入低迷，进入慢性通缩的危险性很高。此次才应该承诺通货再膨胀政策”。

　　被疫情掏空的“安倍存款”

　　根据日经新闻芹川洋一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日本的一项舆论调查5月10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9%，自民党支持率为39%，政府稳定指数为88。从日本以往的经验来看，“指数为100的话，代表政权稳如磐石，50代表会下台，80代表问题不大”，“70代表需加注意，60代表拉响警报”。

　　日本的年轻人尤其是20-29岁群体对安倍内阁的支持占压倒性优势，比例高达6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69岁群体。5月份的支持率只有39%。年轻群体对内阁的支持率之所以比较高，被认为存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原因。自2012年12月安倍内阁第2次上台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就业环境也因人手不足变得乐观。这正是安倍经济学产生的效果。

　　然而，这次的疫情对这一方面造成了沉重打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此前积累的“政治性存款”一下子灰飞烟灭，安倍经济学似乎要陷入无果而终的局面。

　　芹川洋一设想出一套指数。通过对安倍内阁第2次上台时的2012年和此前几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就能弄清“安倍存款”到底增加或者减少了多少。

　　参考的指标共有4项，分别为（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2）企业的经常利润（不含金融、保险企业）、（3）矿工业生产指数（2015年=100）、（4）有效求人倍率（季节调整值）。

　　对于2019年之前各年（自然年）的4项指标的数值，通过与2012年比较，可以计算出达到2012年的多少倍。在此基础上，以年为单位将4个数值相乘。如果得出的乘积超过1，数值越大，就代表政权上台后积累的“政治性存款”越多。

　　暂且将其命名为“经济稳定指数”，也可以称作“安倍存款指数”。将2012年的指数当做1的话，各年的指数分别如下：2013年1.42，2014年1.88，2015年2.23，2016年2.56，2017年3.40，2018年3.84，2019年3.58。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2018年之前一直在稳定上升，当年达到最高值。此后在2019年起进入下降趋势。期间疫情构成沉重打击。接下来的焦点是2020年会跌到什么程度。

　　据瑞穗综合研究所预测，日本2020年的实际GDP为501.81万亿日元，基本上会回到2012年的水平，达到这一年的1.01倍。企业的经常利润为45.28万亿日元，低于2012年的水平，是其0.91倍。矿工业生产指数为93.1，是2012年的0.93倍。

　　三个指数的乘积为0.85，已经低于2012年的水平。

　　虽然此次缺少有效求人倍率方面的估算值，但即便2020年的数值超过2012年（0.8倍），只要在0.93倍以下，整个安倍存款指数将低于1。就是说，安倍经济学的“内部准备金”将全部被“掏空”。

　　安倍经济学早已失灵

　　路透京8月28日报道，安倍名噪一时的刺激战略“安倍经济学”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疲态尽显。许多日本观察人士毫不留情的评价，突显出安倍为拉动日本经济走出数十年停滞做出种种努力的过程中，面临着艰巨的政治挑战。分析师表示，新冠疫情的发生，或许是对“三支箭”改革计划的最后致命一击，因为疫情，日本经济陷入了更深的衰退。

　　2012年底安倍赢得大选成为首相后，他推出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战略取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成功。日本央行“火箭筒”般的刺激计划提振了企业信心，帮助削弱了日圆，使出口商获得额外收益，并流入到薪资及创造新岗位方面。企业治理改革为日本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外资持有日本上市公司股票比率从2012年的28%升至2014年的31.7%，创下纪录最高水平。2019年为29.6%。

　　但安倍的辞职，将给身后的接任者留下一大堆未完成的工作。“无论谁接任首相，目前的重点都是从新冠疫情中的复苏和控制感染，”农林中金总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南武志表示。“有人说，安倍经济学产生了有害影响，所以我认为重点将是如何对其进行调整。”

　　对安倍和许多日本观察人士来说，最令人失望的是，旨在重塑日本经济，作为第三支箭的改革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日本经济因生产率低、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劳动力市场僵化而步履蹒跚。“安倍经济学未能给日本创造一个除了依赖外部需求外还能实现更快增长的国内环境，”Asian Century Quest的执行合伙人Brian Kelly说。

　　现在，随着新冠疫情令安倍经济学带来的短期成果化为乌有，日本正在付出代价。这些成果包括入境旅游大增、通货再膨胀带动的增长和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

　　安倍未能说服企业增加资本支出，这让日本企业拥有了巨大的现金储备，可以作为流动性缓冲，抵御疫情带来的冲击。但这一经历可能会让企业有理由继续囤积现金，而不是把钱花在新的商业机会上，这可能会扼杀创新，并拖累日本的潜在增长——而这些正是安倍致力于通过第三支箭来解决的问题。“新冠疫情可能让企业高管们相信，现金才是真正的王者，”Tokyo Foundation for Policy Research的高级研究员Hideo Hayakawa说。“我担心的是，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存钱，而不是花钱。”

　　为遏制病毒而采取的社会疏离政策和其他商业限制可能会削弱潜在增长——由于日本在解除对受到高度保护的医疗和农业行业的管制，以及为解决长期劳动力短缺而接纳更多外国工人方面进展缓慢，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很低。据日本央行估计，去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从安倍经济学实施前的1%左右降至零附近。在1980年代，日本的潜在增长率曾超过4%。

　　“结构性改革，即第三支箭，一直是安倍经济学的最大败笔，”Pantheon Macroeconomics的首席英国经济学家Samuel Tombs说。“就连政府去年标志性的移民改革实际上也是小题大作。”

　　新冠肺炎还导致旨在扭转日本“通缩心态”的安倍经济学宏大试验搁浅。日本的“通缩心态”是指企业和家庭因预期低增长和低薪资水平将持续下去，而推迟支出。日本经济在2020年第二季度遭遇创纪录萎缩，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缩水至507万亿日圆（4.8万亿美元），和2013年水平相当，与安倍晋三600万亿日圆的目标相去甚远。

　　“安倍经济学之后，日本经济的表现可能有所改善，但不足以明显改变公众信心，”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分析师新家义贵表示。“受疫情影响，我们可能会看到增长进一步下滑。随着安倍经济学的许多遗产被抹去，我们现在知道，日本的长期困境没有灵丹妙药可解。”

　　此外，由于日本央行为实现遥不可及的2%通胀目标已经用空了工具箱，决策者面临着在缺乏弹药的情况下实现复苏经济的挑战。分析人士称，日本的巨额债务也限制了大规模财政支出的空间，这样一来任何的经济复苏都可能乏力。“日本没能在经济状况较好时让货币和财政政策正常化，”前日本央行审议委员木内登英表示。“如今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安倍经济学”的六点教训

　　英国《金融时报》的罗宾·哈丁认为，“安倍经济学”没有成功，但对于正在对抗“日本化”的世界，这套由三支箭组成的振兴经济计划提供了不少深刻的教训。

　　哈丁认为，简单的结论是：“安倍经济学”没有成功。“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目标是实现2%的通胀目标。然而就算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之前，日本的通胀率离这个目标最近的也就是1%左右。这是“安倍经济学”的失败。

　　但就像一支没能赢得联赛冠军的足球队一样，失败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很差劲，只是不够好而已。“安倍经济学”也有过高光时刻。对于一个正在与“日本化”（Japanification）——即滑向经济停滞、通缩和超低利率——作斗争的世界来说，“安倍经济学”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货币政策是有效的。日本央行最初于2013年实施的“火箭筒”政策——即大规模购买资产——是非常有效的：债券收益率下降；股票市场繁荣；最重要的是，日元汇率跌破1美元兑100日元的水平，这对日本工业是一大利好。安倍执政期间，贷款规模扩大，日本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没有人会认为，假如利率更高、日元更强，日本的情况会更好。

　　第二个教训，疲弱的经济无法承受增税。“安倍经济学”失败的那天，正是日本消费税在2014年春从5%升至8%的那一天。增税的计划是由上一届政府制定的，但安倍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都因为决定实施这一计划而难辞其咎，正是这项增税计划导致日本陷入经济衰退。去年，日本政府将消费税进一步提升至10%，此举带来了相同的结果。如果你承诺刺激经济，但却实施了抑制措施，你就会失败。这就是关于“安倍经济学”的故事的概要。

　　紧接上述问题得出的第三个教训是，公信力就是一切。在“安倍经济学”实施之初，黑田承诺会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结果，这份承诺未能兑现。在提高消费税导致经济衰退后，黑田于2014年推出的第二支“火箭筒”——将资产购买规模提高至每年80万亿日元——较上一次“火箭筒”的效果有所减弱。到如今，这种“火箭筒”的魔力已经消失了。

　　这还不是“安倍经济学”削弱其自身可信度的唯一一种方式。例如，政府从未按照与2%通胀目标一致的幅度提高公共部门的薪资。那么，私营部门为什么要听从安倍的加薪要求呢·

　　第四个教训，你不能仅仅依靠预期。黑田反复解释，他的政策将如何通过提高公众对未来通胀的预期来发挥作用。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起初确实是这样，但2014年的经济衰退扼杀了人们对于通胀率确实会上升的希望。依靠预期的经济手段永远比不上直接改变利率的手段。

　　这一点现在变得尤为重要，原因是美联储（US Federal Reserve）上周决定采用平均通胀率目标，制定这种目标后，美联储将通过允许未来通胀率升到较高水平以弥补目前的低通胀率。美联储官员应该注意到，自2016年以来，日本央行一直在做出“通胀超调的承诺”。这样做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

　　第五个教训，经济刺激措施不会引发公共债务问题，反而会解决这些问题。自1990年以来，日本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只有两个时期除外：2005-07年，日本经济足够强劲，以至于日本央行不明智地提高了利率；2013-19年，“安倍经济学”为日本经济带来足够的促进，使得政府有条件提高消费税。只有私营部门减少储蓄，公共部门的储蓄才会增多。经济强劲是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一个先决条件。

　　第六个教训，增长战略具有局限性。在日本，对安倍最常见的批评或许是，他从未兑现结构性改革的承诺。诚然，他从未做过最激进的事，如取消对领取固定薪水的员工的保护。但他确实对日本的电力市场实施了自由化改革，使日本向中国游客开放，削弱了农业游说团体，并签署了两大贸易协议。

　　但归根结底，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更多的人口、更好的教育、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是新技术。在日本人口持续萎缩的情况下，唯一肯定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改革”就是大规模的移民，而安倍正确地认识到，这个选项超出了经济范畴。也许他仅仅错在自称有恢复增长的战略。但既然不存在这样的战略，落不落实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安倍经济学”使得日本如今的处境如何·它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在所谓的全面经济刺激计划失败后，如果有新的一轮，公众可能不会再买账。但通胀率远低于目标水平的现状表明，需求缺口长期存在，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并未完全填补这一缺口。

　　一种选择是等待，央行继续购买资产，并期待出现最好的结果——这是日本央行自2016年以来的基本立场。另一种选择是，将央行的资产购买与政府支出更加紧密地协调起来。

　　这将是向未知的、具有潜在危险的“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货币政策迈出的又一步。但为了维持安倍曾经成功贩卖的那种希望，日本基本上可能别无选择。

　　FT社评：安倍的政治遗产不能丢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认为，安倍提前去职，东京奥运会延期，新冠疫情抹去了安倍时代的许多经济成果。

　　尽管如此，安倍仍有理由为自己的政治遗产感到自豪。他已成为日本战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这不只对他个人是一个里程碑。近8年的执政生涯让他有机会给日本留下自己的印记。通过将权力集中于首相办公室，安倍得以迫使谨小慎微的日本官僚机构尝试激进的新经济政策。在经历数十年经济近乎停滞、通货紧缩、以及债务不断上升之后，日本显然有必要尝试一些新路径。

　　很快被人们所熟知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并未实现其所有目标。尤其是，日本央行（BoJ）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的计划未能实现一年将通胀率推升至2%的目标。将消费税从5%上调至10%的决定，抵消了债券购买计划带来的部分刺激效果。尽管如此，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安倍执政期间都有所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日元贬值。尽管有批评人士对此发出警告，但日本并没有出现债务危机。

　　尽管安倍来自执政的自民党（LDP）最保守的派系，但他推动了日本朝着更自由的社会观念的方向发展。随着日本人口持续萎缩，安倍明白有必要扩大潜在的劳动力供应——他的方式是让职场变得对女性更加友好。他所倡导的“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还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打击。可以说，这项政策的实际效果不如其宣传的那样好。但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安倍已经开始推动各项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移民问题也是如此。按照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标准，日本仍然不欢迎移民和难民。但在经济需要的驱动下，安倍政府放宽了外籍劳工准入，并开始转换政治辩论的措辞。在国内政策更加开放的同时，日本对外也更加开放。

　　在全球化和开放贸易面临威胁之际，安倍政府推动签署了多项重要的新贸易协定。日本已经与欧盟（EU）缔结贸易协定，并可能很快与英国签署协议。当特朗普领导美国退出大型跨国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安倍政府说服了其他签署国继续维持该协议，并将其重新包装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鉴于安倍的民族主义政治背景，他对社会改革的开放态度以及他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曾令一些人感到意外。但他足够聪明，明白在如今的日本，一个民族主义者也需要对激进变革持开放态度。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面临的危险在于，一段时期的政治不稳定将导致官僚机构重掌权力，随之而来的还有过去所滋生的种种惰性和谨小慎微。安倍执政时期所特有的果敢作风需要保持下去。（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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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聂琳

编者按：8月28日下午，执掌日本政坛近8年的首相安倍晋三因健康问题宣布辞职。安倍在位期间，最大的政绩之一是他的“安倍经济学”带领日本经济复苏长达70多个月，尽管这一轮复苏已被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打断。

从2013年到2019年三季度，得益于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日元大幅贬值，日本贸易逆差显著缩小，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走出一波反弹行情。然而，即便是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安倍经济学”也未能帮助日本达到2%的通胀目标，经济增长也十分有限。从2013年到2019年，日本实际GDP仅在2013年、2017年达到或超过2%的水平，其余时候多在1%以下徘徊。

回顾“安倍经济学”，经济学家指出，激进的货币政策虽然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人口老化、产业外移、竞争力下降等深层次问题。而且，安倍执政期间，政府债务率继续攀升，使得日本经济患上了严重的“财政支出依赖症”，为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是当今中国正在或即将面临的挑战。如果说“安倍经济学”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启示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短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替代不了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

日本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碎裂之后，国内经济陷入停滞状态。2012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约495万亿日元，比十年前的2002年还低了20万亿日元。国民可支配净收入从2002年的407万亿日元跌至2012年的392万亿日元。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消费低迷的困境，安倍晋三带着他的“安倍经济学”登上了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

安倍的经济主张主要由“三支箭”组成，即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以及旨在激发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加上结构改革。

安倍上任后，其激进的货币政策遭到当时日本银行行长白川方明的暗中抵抗，安倍果断“炒掉”了白川，任命极富争议的黑田东彦来操刀货币扩张。从2013年初至2014年底，日元对美元贬值近30%，基础货币规模翻番。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司减税提供资金支持。

“尽管一直以来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从实际指标上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日本走出了长达二十年的通缩紧缩状态，经济出现一些转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

从2012年底至2019年第三季度，日本经济持续温和增长长达近7年，创1998年以后连续增长最长纪录。失业率由2013年初的最高4.4%降至2019年底的2.1%，贸易赤字由2012年的6.94万亿日元下降到2019年的1.67万亿日元，日经225指数从安倍就任当天的10230点一路上涨，2018年10月达到24270点，创27年高点。

但是，即便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日本依然没有实现年通货膨胀率2%的重要目标，而这正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目标。（注：2014年4月，日本将消费税税率从5%上调至8%，令这一年CPI同比增速创下1992年来新高。）

“‘安倍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提高国内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促使日本经济摆脱暮气沉沉的局面，而衡量这一经济逻辑的基本指标就是预定的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然而，在这七年期间，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在超低位徘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丁斗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

与此同时，在庞大的经济刺激手段下，日本政府债务率即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路上升。

日本政府债务率在1991年时不到90%，安倍上任时已升至23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测算，到2019年，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达250%以上，居世界之首，高出负债率第二的希腊约70个百分点。目前，日本政府收入中有三分之一依靠发行国债，财政状况十分严峻。由于国债收益率下滑和投资者需求持续减少，日本央行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买家。

对于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河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弋伟伟在今年8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的弊病是供给段结构性矛盾，概括起来说有三点：一是“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二是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难有显著提升，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

日本樱美林大学经济经营学系教授任云也指出，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固然与需求不足有关，但更多是由供给方面新陈代谢功能受阻、全要素生产率增幅放缓等问题所造成的。而其微观根源是日本传统的经济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制度疲劳：金融结构老化，难以支持新产业发展；企业制度僵化，适应环境困难；政治失灵，管制过多。这一切阻碍了新陈代谢和资源有效配置，降低了日本经济的活力。

安倍上台后，也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复兴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这也是他的第三支箭。他提出的措施包括：鼓励女性参与就业，促进风险投资企业发展，通过科技和“机器人革命”刺激创新，放宽移民政策改善现有的人才库等等。

但是和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措施相比，结构性改革的大部分措施要么没有落地，要么成效甚微，在涉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体制问题方面的改革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

2015年9月，安倍在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强势连任，在连任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安倍宣布“安倍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并提出所谓的“新三支箭”（孕育强大的经济，构筑育儿支援，建立安心的社会保障），及其相对应的具体目标——名义GDP扩大到600万亿日元、特殊出生率达到1.8，护理离职率实现零。

分析人士指出，“新三支箭”诞生的背景是日本的货币宽松和财政支出已经到了接近极限的地步，安倍不得不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修改，但是“新三支箭”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和措施，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难以在安倍任期内有效落实，也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事实也是如此。2019年，日本名义GDP为553.7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纵观近20年，这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增速。今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几乎抹去了“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所有的增长。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已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

人口增长方面，2019年日本出生率为1.36，比上年下降0.06点，当年出生人数首次不足90万人，降至史上最低。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始终乏力，国际市场需求疲弱，加之日本内部的结构改革难见成效，生产率提高缓慢，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老龄化和少子化使日本的消费难有大的增长。”倪月菊说。

“本来（安倍政府）期望通过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进一步拉动日本经济，然而天不遂人愿，新冠疫情的沉重一击，把‘安倍经济学’产生的经济效果全部抹平。”她说。

丁斗指出，“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大规模财政刺激以及与之配套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停留在西方宏观经济调控的刺激需求的需求侧改革，而缺乏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

“只有盘活自身经济存量的经济结构改革或供给侧改革，才能为自身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澎湃的新动力。”丁斗说，“因此，‘安倍经济学’能够产生炫目的短期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经济缺乏后劲、暮气沉沉的问题，会越来越备受瞩目。”

倪月菊也指出，要使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必须要创新驱动，进行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找到新的增长点。“再有，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必须要提前予以关注并制定预案，特别是在消费成为经济主要增长极的时候，更要充分重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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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聂琳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消费低迷的困境，安倍晋三带着他的“安倍经济学”登上了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

与此同时，在庞大的经济刺激手段下，日本政府债务率即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路上升。

人口增长方面，2019年日本出生率为1.36，比上年下降0.06点，当年出生人数首次不足90万人，降至史上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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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经济学”给日本带来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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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经济学”给日本带来什么

作者：张季风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16年16期时间：2016-11-02

　　安倍晋三上台以后，“安倍经济学”随之出台，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应该怎样认识“安倍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它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什么?今后还可能带来些什么?是希望还是风险?这些都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　　2012年12月底，第二次安倍内阁正式登场。上台伊始的2013年初，安倍就出台了所谓“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出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多时间，人们对其评价不一，毁誉参半。一方面，安倍本人及其统治集团认为“安倍经济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主流媒体也纷纷叫好。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称赞“安倍经济学”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日本在野党以及一些非主流集团、普通百姓并不认可“安倍经济学”。舆论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日本百姓认为并没有感受到“安倍经济学”带来的效果。我个人认为，“安倍经济学”出台以后的效果，可以用一句中国的古话来概括，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既然众说纷纭，我们就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迷雾看真相。　　一、“安倍经济学”出台的背景　　（一）民主党执政业绩太差　　由于执政业绩太差，民主党在2012年年底的众议院大选中惨败，这样就给安倍提供了机会。第二次安倍内阁开始组成。　　回顾民主党三年的执政业绩，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民主党执政基础太差，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混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政治路线。　　第二，民主党党内构成复杂，可谓鱼龙混杂，四分五裂，各揣心事。民主党成员不少来自过去的社会党、民社党、自民党以及一些小党，后来又与一些政党合流。　　第三，当时的民主党核心人物政权运作能力低下，缺乏凝聚力。　　第四，民主党人才短缺，经验不足。　　第五，民主党政权对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指导非常不力。　　第六，民主党政权在提高消费税方面得罪了选民。当时的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决意提高消费税，造成了党内的分裂，最后党内大佬小泽一郎把50多名国会议员拉出去，导致了民主党在2012年底的大选中惨败。　　（二）首相更迭频繁　　包括民主党在内，日本首相频繁更迭，像走马灯一样，出现了“十年九相”的状况。　　（三）百姓期待　　每次首相更换都造成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断裂，百姓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人心思定，老百姓非常期待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政权出现。　　（四）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下行压力继续增强。迄今为止，整个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2012年下半年，日本又碰上战后第十五次经济周期的谷底，再加上东日本大地震以后当时的民主党处理不力，使得当时日本经济总体陷入低迷。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政权粉墨登场。　　二、“安倍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新官上任三把火，安倍上台伊始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安倍急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施政纲领、经济政策公诸于众，因此“安倍经济学”是没有经过认真论证，并且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存在缺陷的经济政策。一般来说，每种经济学都需要具有一个比较严密的理论框架或者理论体系，然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并不具备这一特质，它只不过是安倍新经济政策的别称而已。　　“安倍经济学”刚刚出台的时候，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它的“第一支箭”是大胆的货币政策;“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第三支箭”是吸引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个政策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个是摆脱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通缩问题，第二个是刺激经济增长，使日本经济得到恢复，并且步入自律性复苏的轨道。　　这“三支箭”之间相互关联。“第一支箭”的主要作用是盘活金融资本市场，具体来说就是促使股市上升和日元贬值，股市上升和日元贬值会拉动企业效益回升，企业效益的回升返过来又会使股市上升。“第二支箭”的主要目的是扩大有效需求，通过扩大有效需求来刺激经济的增长。“第三支箭”是一个通过经济增长来扩大投资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可以带来有效需求增加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如果有效需求增加了，经济增长了，就能够有效地摆脱通货紧缩。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的具体内容。总的看来，就是新瓶装旧药，治标不治本，没有太多的新意。　　(一)“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　　关于日本“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有时候是把财政政策放在“第一支箭”，有时候是把金融政策放在“第一支箭”。这里我主要考虑按照“安倍经济学”出台的时间，它的财政政策在1月份就开始实施了，金融政策即量化宽松政策是在4月份以后才开始实施的，因此，这里暂且把财政政策视为“第一支箭”。　　灵活的财政政策这支“箭”，实际上就是凯恩斯主义。这个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战前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早已经使用过了，它的政策目标就是扩大有效需求。具体来看，从安倍上台一直到2016年，日本的财政预算基本上是不断扩大的。比如2012年财政年度(日本的财政年度是从4月1日到第二年的3月31日)，日本的财政预算是90.33万亿日元，2013年财政年度就增加到了92.61万亿日元，2014年财政年度又增加到95.88万亿日元，2015年财政年度又增加到96.34万亿日元，财政预算规模不断扩大。日本的GDP总量大概是500万亿日元，它的财政预算要占到GDP总量的20%左右，这个数还是逐年上升的。如果在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经济规模扩大了，财政预算也随之增大，这是正常的，但是日本的经济规模基本上没有扩大，而财政预算的规模却在不断扩大，这说明它的财政投资在逐渐扩大。在这方面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财政状况十分良好，去增加财政预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日本的财政状况现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差的，它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现在已经达到250%左右。在财政状况非常差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再继续扩大财政预算，就会产生问题。　　除了财政预算在不断扩大之外，日本每年还有追加的预算，这种预算常常是以紧急经济对策的形式出现的，就是在原来的正常预算的基础上还要增加一些补充预算。这个补充预算的规模有多大?2012年财政年度是10.3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2%; 2013年财政年度是5.47万亿日元;2014年财政年度是3.5万亿日元;2015年财政年度是3.3万亿日元。2016年财政年度第一次补充预算已经出台了，它的规模是7780亿日元。实际上，安倍现在正在筹划出台2016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估计这次补充预算的额度是5万亿到10万亿日元之间。除去2016年财政年度还没有出台的第二次补充预算，从安倍上台以后，他累计出台的补充预算就已经达到了22.57万亿日元。从这些数据来看，安倍政府财政投入的规模还是非常大的。　　(二)“安倍经济学”的“第二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　　早在2001年日本就已经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了。只不过这次“安倍经济学”下药更猛。安倍政权的基本思路是通过量化宽松抑制日元升值、提振股市并以此改善企业收益，增加工厂设备投资，提高从业人员的工资，增加就业以及促进个人消费。这是安倍设定“第二支箭’，的初衷。　　它的具体目标是在两年内使物价上涨2%，尽快摆脱通缩。2013年4月，黑田东彦就任日本央行新总裁。他提出“第二支箭’，的主要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量化宽松。量化宽松的主要特点是增发基础货币，而“安倍经济学”最大特点就是印钞。在量宽这一块，它主要是用基础货币来取代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是把基础货币量作为央行货币操作的一个主体目标，以每年增加基础货币60万亿到70万亿日元的幅度对市场进行调节，两年以后基础货币总额将扩大一倍。具体的数额就是从2012年底的138万亿日元扩大到2014年底的270万亿日元左右，增加了一倍。实际上到2016年6月末，日本的基础货币总量已经达到403.9万亿日元。最初他们设定的是每年增加60万亿日元到70万亿日元，然而2014年11月以后，每年开始增幅达到80万亿日元，这个量仍在进一步扩大。　　第二个是质量宽松。具体主要是指购买国债，央行直接购买国债和股票，扩大购入长期国债和年限的长期化。日本每年要购入的长期国债余额为50万亿日元，购入对象包括40年期在内的所有期限的日本国债，将持有日本国债的剩余期限延长一倍以上(由目前的略低于3年延长至大约7年)。同时，日本中央银行还要扩大购买上市信托投资(ETF)和日本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J-REIT，而且这个余额每年将分别增长1万亿和300亿日元。到2013年底，日本央行所购入的商业票据、公司债等分别达到2.2万亿日元和3.2万亿日元之后，还要维持这一余额水平。　　(三)“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吸引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　　日本过去一直在做结构性改革，而且历届首相也都在强调这样的改革。2013年6月日本政府出台‘旧本再兴战略”，提出未来10年实现平均名义GDP增长率为3%左右、实际GDP增长率为2%左右等一系列改革项目，包括农业改革、税制改革、放松规制、设立特区、参与TPP谈判等。2013年12月召开的临时国会通过了十项相关法案，这些法案包括“产业竞争力强化法’，“国家战略特区关联法案”等等。实际上，“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第三支箭”的所有内容，绝非安倍内阁一届政府所能完成的。　　三、“安倍经济学”政策效果分析　　（一）判断“安倍经济学”成效的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它所确定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否已经实现，或者能否实现。第二个指标是在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在他提出的经济政策的指引下，经济形势是否出现好转。第三个指标是要判断短期内所出现的效果以及经济指标的一些好转是否完全是由“安倍经济学”带来的。第四个指标是它的政策代价与成果比较。如果政策的代价特别大，或者是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及其他的一些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已经用到了极致，发挥到了极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后再和现在取得的成果相比是否相称。第五个指标是百姓是否认可。第六个指标是今后会不会出现一些隐患、风险。　　(二)“安倍经济学”效应由盛而衰　　2013年，“安倍经济学’，刚出台的时候，短期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主要是由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政策带来的，具体表现就是股市的迅速回升。股市迅速回升产生了一些资产效应，因而日本出现了一些消费扩大的迹象。2013年财政年度实际GDP增长率达到2.0%，比2012年高很多。再有就是日元贬值，给出口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比如，日元兑美元汇率每下跌1日元，丰田公司就可以增加400亿日元的利润。“安倍经济学”的出台对于日本2013年经济状况的好转还是有一些作用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提振了国民信心，提振了预期，这与百姓对安倍政权的长期政权的期待是密不可分的。当然，取得这些比较好的经济效应也还是有一些其他原因的。　　2013年“安倍经济学”出台以后，股市迅速上升，从2012年年底的约7000多点直线上升，最高超过2万点，当然现在又回落到了15000点左右。从日元的汇率来看，2012年年底第二次安倍内阁组阁以后，日元开始出现贬值倾向。到了2013年，日元迅速贬值，从2012年年底的80日元兑1美元，降到2013年的约120日元兑1美元，也就是说日元贬值了27%左右。日元兑美元汇率每下跌1日元，丰田公司就可以获利400亿日元，其他的一些大的出口企业也大概有这样一个比例。总体来看，日元贬值给日本的出口企业特别是那些大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日元贬值的短期效应很快就消失了。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就是短期政策，所以它也只能带来短期的效果。从日本的实际GDP增长也可以看出，2013年第三季度以后，日本实际GDP的总量就已经开始下降了，说明此后“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效应已经开始逐渐衰退和失灵。　　（三）主要政策目标未实现　　从日本经济现状来看，“安倍经济学”是成功了还是出了一些问题?我认为“安倍经济学”主要的政策目标并没有实现。2015年10月以后，安倍又抛出了新“三支箭”，以下把之前的“三支箭”称为旧“三支箭”。　　先来看旧“三支箭”的目标。　　第一个指标也是最主要的指标就是两年之内要实现2%的通胀率。第二个指标是实现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2%，名义GDP增长率3%。第三个指标是财政重建，具体的目标就是基础财政平衡，在2020年要实现盈余，2015年要比2010年赤字减半。所谓基础财政平衡就是指扣除国债费以外的财政支出。第四个指标是设备投资的指标，当时安倍提出要在3年内从2012年的65万亿日元升至75万亿日元，设备投资实际要增加10万亿元。第五个指标是私人消费要大幅度增加。第六个指标是人均国民收入在10年内增加150万日元，从现在的350万日元增加到500万日元。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这六个指标是否都已经实现了。　　1.距离2%通胀目标相距甚远　　现在看来，安倍提出要在两年内实现通胀率2%的指标远远没有达到。他提出两年实现目标，如今三年已经过去，尽管2013年和2014年核心CPI有所上升，但这个上升很大程度上是提高消费税带来的。2015年核心CPI是0.5%, 2016年是0.5%以下，2017年估计也不会超过0.5%，黑田提出的目标是到2018年实现1.7%，所以即使是到2018年，“安倍经济学”提出五年以后，也无法实现这个目标。2016年3月日本的核心CPI是-0.3%，仍然没有摆脱通缩困扰。黑田总裁和安倍首相把日本迟迟没有摆脱通缩、物价一直负增长归咎于国际油价的暴跌。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也不能完全归结于油价暴跌总而言之，第一个目标安倍没有实现。　　2.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与名义增长低迷　　我认为，日本要实现年均实际GDP增长率2%，名义GDP增长率3%的目标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也就是1955年到1973年，这个期间日本的年平均增长率是9.1%,从1973年到1990年这个期间日本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4%左右，到了90年代以后，年平均增长率仅有0. 9%，而安倍上台以后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前二十年更低，因为前二十年是0.9%，安倍上台以后，2013年到2015年财政年度的增长率分别是2.0%,-0.9%. 0.8%，三年平均下来仅有0.6 % ,还没有前二十年的平均值高。但是也有一点亮点，即GDP的平减指数有好转，名义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由原来的负值现在逐渐向正值方向发展。　　3.财政重建目标不可能实现　　由日本内阁府2016年1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即使经济改革成功了，基础财政收支仍然是-1.1%，仍然有6.5万亿日元的赤字。从现在的各种指标来看，日本想要实现实际GDP平均增长率2%和名义GDP增长率3%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其他的经济指标也都不能实现。　　4.设备投资增长缓慢　　现在，安倍执政已经过去三年了，但是设备投资并没有达到75万亿日元。2016年3月左右，日本的企业设备投资是72万亿日元左右，没有达到它原来设定的目标。　　5.私人消费疲软，实际收入下降　　“安倍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扩大私人消费，因为私人消费占日本GDP总量的56%左右，是非常重的一块。然而实际的效果怎样?实际情况是由于实际收入在下降，导致私人消费也在急剧下降。日本想要扩大消费特别是私人消费的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　　(四)经济形势并未好转　　1.实际经济增长低　　2013-2015年度，年平均经济增长率0.6%，低于前20年0.9%的速度，经济并不稳定，每年都是高开低走。　　2.出口势头减弱　　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尽管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是特别高，大概也就是13%到14%，但是由于日本的其他指标，比如个人消费与投资的指标增长非常缓慢，整个经济早已进入一个饱和阶段，所以出口对日本经济的刺激作用越发显得重要。“安倍经济学”要追求的目标，一个是提升股市，一个是让日元贬值。现在看来在2013年左右日元贬值的效果比较明显，它使得2013年日本的出口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达到了9.5%。但是从2013年以后增速就逐渐放缓，到2014年下降到4.8%，到2015年再进一步降至3.5%，而进口的增幅就更小了，这说明日本的国外需求很疲软，而且贸易赤字在继续扩大。日本之所以出现贸易赤字，主要原因在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后，日本全部的核电站都停机。原先日本核电大约占日本发电总量的三分之一，核电站一旦停机，这个空缺就需要由火力发电站来补充，火力发电站无非就是燃油、天然气和煤炭，所以日本从2011年以后为了补充电力的不足，增加了能源的进口。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是贸易盈余国，而能源的大量进口导致日本变成了贸易赤字国和贸易逆差国，这个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加。因此实际上“安倍经济学”想利用日元贬值的手法来刺激出口的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而且它的刺激效果越来越弱。　　(五)“安倍经济学”的“成效”剖析　　“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所出现的一些成效，或者说日本经济所出现的一些亮点，到底是不是完全由“安倍经济学”带来的?我认为好的经济指标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完全源自“安倍经济学”的效果。主要出现了哪些亮点?　　第一个是股市的飘升。第二个是日元贬值。第三个是2013年财政年度实际GDP增长2%。第四个是失业率的下降、就业率的增加、有效求人倍率的上升这些亮点。第五个是企业效益的上升。第六个是工资的上涨。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亮点，到底是由哪些因素带来的。　　1.关于股市上扬　　股市作为经济指标，是最不稳定、最不确定的，它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日本股市的上升我们也不能否认“安倍经济学”的促进作用。　　第一个原因是“安倍经济学”最初提出的时候，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再加上安倍政权是一个较稳定的政权，这使得市场预期上升，而且非常明显。　　第二个原因是2013年以来虽然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但是基本上是平稳的，特别是美国经济十分强劲，美国股市一直处于牛市。而众所周知，各国股市间大部分都是存在股市联动的，特别是美国的主要股指如道琼斯或标普500指数的涨跌对世界其他股票市场有重要影响。所以如果整个世界的股市尤其是美国股市较为稳定，或者趋于上升时，日本的股市自然也会稳定上升的。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政府的托市举措，这个举措主要是日本的中央银行直接去购买股票和其他的一些基金。日本的养老公积金基金在是世界最大的基金，它的规模有140万亿日元，差不多占日本GDP的三分之一左右，到目前为止这个基金的23.35%用于购买国内的股票。有资金规模如此庞大的基金来替股市撑腰，日本股市自然不容易下行，反而很快就能提升上来。而且日本政府还想要把这个数值提高到30%，政府是有意识地去托市。　　2.关于日元贬值　　第一个原因，也是日元贬值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央行的“大量放水”。刚才我们已经反复提到了，“安倍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大量印钞，大量砸钱。现在日本的基础货币已经达到40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它的GDP总量是500万亿，现在它的基础货币量已经增发到400多万亿日元，这种大量的放水势必会促使日元贬值。　　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经济比较稳定。为什么在这里一再强调美国?因为美国和日本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是属于同盟关系。不论是在政治上、外交上甚至在经济上，日本受美国的影响都非常大。美国经济的稳定使得美元处于升值的状态，由于日元和美元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使日元不动，美元升值日元也会贬值，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美元升值，客观上也导致了日元的贬值。　　第三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容忍，或者是说整个西方世界的容忍。此前，日元如果贬值到一定程度，美国一定要出手干预的，但是这次不同，没有出手干预，而是任其贬值。当然美国做出这种容忍的姿态，主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美国对日本的让步是以换取日本对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希望日本协助美国来遏制中国，来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鹰犬。所以从战略层面来讲，美国对日元的贬值采取了一种放任和容忍的态度，这些原因导致日元基本上处于贬值的状态。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的正面影响包括提高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这些以出口为主的大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对出口是有好处的。但是它是一个双刃剑，相反对进口是有坏处的。以往日本要大量进口能源和资源，但是进入经济全球化以后，资源配置可以做到更合理，整个产业链条都是在整个世界的生产网络中进行的，所以日本的进口就不单纯是过去的能源和资源了，还包括许多中间产品，包括许多的零部件，甚至一些成品。日本的进口量在逐渐增加，进口的贸易结构也在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日元贬值对日本的进口行业来说打击也是不小的，因此日元贬值对日本来说也不完全是好事。　　3.关于2013年财年实际GDP的较高增长　　2013年财年实际GDP有了较高增长，这个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原因是“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效果，因为它投入了那么多的财政投资，在金融方面又大量放水，不可能一点作用都没有。第二个原因是提高消费税。从2014年4月开始，日本把消费税从过去的5%提高到8%，提高了3个百分点，使得市场上出现超前消费的情形。许多消费者在2013年的第四季度和2014年的第一季度大量购买超前消费，使得它的第四季度和2014年的第一季度(2014年的第一季度如果按照它的财政年度来看，还属于2013年财政年度)经济增长急剧上升，这对2013年财政年度的GDP有很大的拉动作用。但是反过来说，2014年第二季度就是-7.1%的断崖式的急剧下降，一直到第三季度仍然是负增长。但是消费税的提高确实是给2013年财政年度带来了好处。第三个原因就是经济周期的作用。2012年11月，日本进入战后第十五次经济周期的谷底，2013年年初开始进入第十六次景气循环的扩张期。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安倍做首相，其他任何一个人做首相，2013年这个经济也会往上走。所以2013年的高增长并不完全是由“安倍经济学”带来的。　　4.关于就业形势持续好转　　安倍首相经常到处去说，由于“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使日本的失业率急剧下降，从2012年的4.5%下降到了现在的3.4%。同时有效求人倍率现在达到了1.3倍(所谓有效求人倍率简单来说，就是说有130个位置，但是求职的人只有100个人)。　　出现这样一个亮点，有经济增长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劳动力短缺是最主要的原因。日本的老龄化十分严重，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7%,劳动力人口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下降，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下降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劳动力的下降自然会使得失业率下降。实际上现在日本经济更为担心的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未来日本可能要缺少劳动力一千万人，日本又不可能采取大量移民的政策，在未来的50年之内，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缺口是日本政府非常头疼的问题。因此，失业率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另外，日本的失业率下降、就业率增加的背后，我们还看到它的非正规就业在持续增加。2012年年底安倍上台时，日本的非正规就业—临时工、计时工等这些人员的比例占总量的36%，现在达到了41%，所以新增劳动力的这一块绝大部分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为什么非正规就业人员增加这么多?是因为非正规就业人员所拿的工资仅占正式员工工资的60%左右，而且这些临时工的各种社会保障都不用提供，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企业的成本。企业的成本降低后它的利润自然就会上升，这是关于就业形势的状况。安倍一直挂在嘴边上的一个业绩，实际的情况并不乐观。　　5.关于企业利润增加　　2013年安倍上台以后，日本的企业利润确实在逐年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也比较大，主要原因就是日元贬值。由于日元贬值使得这些出口的大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日本企业利润是如何上升的?如果它们是通过自身创新、自身效益的提高而获得的，这能够证明日本的企业和日本经济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但是这次日企利润的急剧增加，并不是依靠企业自身创新和提高效益得来的，而是安倍通过日元贬值送给企业的。一旦日元开始升值，日本企业的利润也会下降。因此在2016年日元开始逐渐升值的状况下，日本企业的利润也开始下降。一方面我们从新闻报道中还不断听到日本企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经营问题，比如夏普被台湾的鸿海收购，东芝的白色家电被中国大陆美的收购等，都说明日本企业自身还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大企业的盈利并没有用于扩大设备投资和增加员工工资，而是更多地用于企业的留存。大企业所获得的利益并没有通过增加工资的路径来促进消费扩大，这是现在日本企业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6.所谓工资上涨　　这一点也是安倍经常挂在嘴边的，他上台推行“安倍经济学”以后，日本的工资是上涨的。事实上，日本的名义工资确实是有所上涨，但如果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之后的实际工资是下降的。2013年下降了0.7%, 2014年下降了2.5%, 2015年下降了0.9%(这三个数据是由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官方资料)。　　以上我们从“安倍经济学”提出的目标是否得以实现，从现在日本目前的经济状况出发对“安倍经济学”进行了一个总体的分析。概括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趋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四、“安倍经济学”为什么会失灵　　（一）政策内容没有新意，治标不治本　　“安倍经济学”不是具有创新理论体系的经济学，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提出的急功近利的应急性政策，其核心无非就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无新意可言。　　第一支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过去一直在做，从2001年就已经开始做了。“安倍经济学”只不过是比以前做的更激进一些而已且并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政策效果。截至2014年3月底，一年间银行存款增加了31万亿日元，但贷款只增加了11万亿日元，这说明有20万亿日元仍滞留在银行。另外宽松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股票上升、资产效应，最后把这些资金转移到设备投资和积极的资产运用中去，但是这种资产再分配的目标并没有达到。实际上，现在日本市场并不缺乏资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储蓄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企业资金丰富，而且产能过剩，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因此，流动性再大也未必带来应有的实体经济效果。这是现在日本企业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它本质上还是凯恩斯主义。“安倍经济学”在财政政策的前面加了一个灵活的财政政策，它的解释是必要的时候迅速采取应对，但同时还要求对维护财政规律加以注意，亦即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的财政投资应当是“有放有收”。但安倍上台之后，只见其放而未闻其收。另外，随着整个经济的成熟化和国土开发最基本的任务完成以后，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越来越小，实际收效甚微。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是2-3倍，上世纪90年代末就降为1.4倍，而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来，这个乘数效益只有0.8倍，也就是说投资效果已经小于投资额了。　　“第三支箭”—长期增长战略。它集中体现在2013年6月发表的《日本再兴战略》当中，其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所有这些内容几乎都是20年来前日本历届政府所提出过的。2014年6月和2015年6月出台的《日本再兴战略(改订版)》基本上是对《日本再兴战略》的重复或强调，也没有太多新的内容出来，大多数都停留在不切实际的空洞的口号上面。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并没有新意，不过是新瓶装旧药，这些旧药过去没有治好日本的病，今后自然也难有成效。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是短期政策，这些结构性的经济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取得这种短期效果后自然就要失灵，“安倍经济学”也非常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二)“安倍经济学”理论上的缺陷　　“安倍经济学”除了没有新意以外，在理论上也有缺陷。安倍及其智囊对通缩成因作出了明显的误判。实际上，影响物价的真正的原因是工资水平的低下，而工资提高与否并不是由货币供应关系所决定的，也就是说通缩不是由货币供应关系决定的。“安倍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想通过提高通胀率去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望和行动，寄希望于人们的心理活动。事实上，这种做法就是本末倒置，道理其实很简单，收入不增加，消费者手中没有钱，即使有购物欲望也是枉然，这正是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工资不增加甚至下降会导致消费减少，而消费减少必然要导致商品的滞销，商品的滞销肯定会导致物价的下降，这就是它的基本导向机制。这方面也可以通过国际比较来证明:欧美国家的名义工资从1995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美国工资的上升从1995年到2013年几乎上涨了近一倍，欧洲也差不多上涨了近50%，而日本的工资一直处于慢性下降的状态。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近十几年来只有日本陷入长期通缩，而同样是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欧洲却没有发生通缩。个人消费占日本GDP近60%，收入上升是扩大个人消费的基本前提，物价上涨而工资不随之上涨，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这必然会使百姓陷入困境，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消费更加疲软，消费疲软必然要导致物价的下降。它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三）安倍上台后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经济方面　　安倍上台后理应将恢复经济和处理福岛核电站事故放在首位。然而，他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而且对其经济发展有害的行动。在国内，他处心积虑地想要“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对外大搞所谓“积极的和平外交”，跟随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态度，在历史、领土、东海和南海等问题上，不断地刺激和挑衅中国，使中日关系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这样也必然要导致中日经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主要的投资伙伴之一。所以对华贸易的上升或者下降，对华投资的增加还是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影响十分重大。自从2012年日本政府进行购岛这种丑恶行径以来，中日贸易已经连续四年负增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连续3年负增长，这样的负增长对日本、日本经济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占到日本贸易总额的20%，如果在这20%当中一个是-10%和一个是正的10%，这对日本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在中日经济关系中投资和贸易是相互促进的，如果投资减少，贸易也会减少，如果贸易减少相反也会导致投资的减少。　　中国游客对日本的经济影响也非常大。2015年中国赴日游客为499.38万人(同比增幅高达2.1倍)，占比高达25.3%。中国游客消费欲望强烈，人均消费高达28.38万日元，远高于外国游客的平均消费额。中国游客在日消费额高达1.4万亿日元，约占赴日外国游客消费总额的40%，拉动日本经济近0.3个百分点。与十几年前出现的“中国特需’，一样，“中国爆买”也对刺激日本经济复苏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华关系如果不处理好，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安倍上台以后曾一再声称要把经济放在首位，即使是现在也一直在说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该做的不去做，不该做的全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安倍自己毁了“安倍经济学”。　　五、“安倍经济学”的新变化以及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一）安倍经济学的新变化　　2015年年底，安倍宣称“安倍经济学”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安倍经济学”又提出了新“三支箭” 　　“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的具体内容是:“第一支箭”是到2020年日本GDP要实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第二支箭”是要把“希望出生率”提高到1.8% ;“第三支箭”是要使护理离职降为零。通过这样的新“三支箭”我们能看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由于“安倍经济学”的目标全都没有实现，只能以新代旧，第二个是“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新“三支箭’，几乎都不能实现。　　新“第一支箭”希望GDP实现600万亿的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它的前提必须是每年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达到3%。2015财年末日本名义GDP是500万亿日元，如果今后每年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达到3%，那么到2020年名义GDP能达到600万亿日元。但如前所述，在过去的20年当中日本名义GDP增长率从来未达到过3%，如何能保证外部环境日趋严峻的未来5年就能实现?当然，如果安倍想要改变统计基准，做数字游戏就另当别论了。　　新“第二支箭”是要把“希望出生率”提高到1.8%，实际上就是一位妇女出生小孩的数。一般正常来说，出生率2.1%就是每位妇女要生2.1个人，这是能够维持正常的人口变化的一个最理想的状态。这个目标也是不能实现的。过去20年日本的出生率基本为1.4%左右，如何能在没有任何具体措施的情况下在未来10年提高到1.8%?由于生计拮据、育儿设施不足以及女性生育后的职业歧视等根深蒂固的原因，要想提高生育率绝非易事。所以“希望出生率’，也仅是“希望”而已。　　新“第三支箭”是要把护理离职率减低为零，这个就更难实现了。因为现在日本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到26.7%，而且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非健康老人，这部分人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护理人员，由于薪酬低都纷纷离职，导致人手不足，而且外国人又不能进入这一行业，所以很难做到看护离职完全为零的这个目标。如果再考虑到亲情等因素，要想达到护理离职率为零根本不可能。　　2.负利率政策黔驴技穷　　负利率政策在日本经济史上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奇策。一般来说，负利率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贷款的负利率，第二种情况是商业银行对企业或个人贷款的负利率，第三种情况是存款负利率。现在日本实施的是第一种，即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的贷款负利率，他们现在确定为-0.1。安倍提出的这个负利率政策就是在不打自招地告诉世人此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失灵，而日本经济现在处于一种紧急状态，所以必须用奇策来抢救，这种状况很不正常。事实上，负利率政策就是一种进一步的宽松政策，此举对制造业、大企业或许有利，但是会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巨大压力，其负面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因此，日本负利率政策出台以后市场的反应并不好，股市下跌，日元升值，长期利率下跌。　　3.再次延期提高消费税　　过去日本已经把消费税从8%提高到10%的这个时点确定在2017年的4月，现在又推迟到两年半以后的2019年的10月，其目的是要告诉人们安倍执政期间不会提高消费税。安倍所给出的理由就是现在世界经济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个时候的冲击是相同的，很显然这种理由非常荒唐。它也变相地宣告日本经济现在处于困境，无法按期实施消费税率的提高。当然，再次提高消费税在短期内可以规避私人消费的下跌，对安倍执政期间有利，但是从长期着眼弊端显而易见。　　第一个大的弊端就是私人消费的长期消费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它基本的路径就是提高消费税再次推迟，它会导致社会保障负担加重。由于日本的法律规定提高消费税要和社会保障捆绑，而现在不能按时提高，所以人们会感到今后社会保障负担会加重，心理会不安，这样就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　　第二个大的影响就是日本财政重建已经没有希望(原计划消费税与社保捆绑)，如果原来计划能够实施的话，不仅可以增加税收，还可以通过新增的消费税和社会保障的支出相捆绑，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日本财政重建还有望。但是现在再次的推迟使得日本的国际信誉扫地，日本的国债评级还将下降，对日本的长期预期还会下降。　　4.加入TPP　　新闻媒体报道了很多日本加入TPP对日本经济的一些影响。当然这个TPP是否能够生效，还没有最后定论。但是，近期实际效果也未必太大。以日本可能获利最大的汽车产业为例，虽然TPP成员国取消了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等工业产品的关税，但是由于日本的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已大量转移到海外进行当地生产，加之工业产品中的大多数产品关税率早已降至很低水平，即便取消关税也不能带来太大的效果。再比如，农产品降低或取消关税，会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消费有可能增加，但关税是分阶段实施的，因此很难期待TPP生效时马上就能产生效果。由此可见，TPP每年对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效果将十分有限。总体来看，TPP对日本经济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5.英国脱欧对“安倍经济学”的影响　　总体来说，英国脱欧对日本是不利的，对“安倍经济学”的冲击也比较大。　　第一个是对股市的冲击。英国脱欧导致了国际金融市场紊乱，冲击了股票市场。在公投结果发表的当天，日本的股市就下降了1200点，现在也仍在下降。　　第二个是对汇市的冲击。因为日元是避险货币，所以一旦国际市场有风吹草动，投资家就会大量购买日元，结果导致日元升值。所以在公投结果发表当天，日元就升值到99日元兑1美元，现在仍然是100日元兑1美元，这和过去120日元兑1美元相比，日元升值了17%。股市和汇率是“安倍经济学’，的命根子，据测算这一阶段的日元升值将导致丰田利润减少2万亿日元。　　第三个是日本在英国有1000多家企业，一旦英国经济出现了问题，对日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二）安倍经济学给日本带来的风险　　由于“安倍经济学”还在持续，它将要给日本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最终结论还有待观察。但是仅仅从目前的数据来看，风险大于利益。　　1.财政政策风险　　现在日本已经明确表示推迟提高消费税、降低企业所得税，而且每年新增国债仍然接近40万亿日元，长期的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仍然在上升，长期的债务累计越来越多，债务风险越来越大。这是挂在日本经济头上的定时炸弹，一旦长期利率上升，存在财政崩盘的可能(当然暂时是不会的)，国民增税的预期增加，老百姓就会感到心里不安，捂住钱袋不敢消费。　　2.超宽松货币政策风险　　首先看数量宽松，现在基础货币已经高达400万亿以上。另外，质量宽松是日本央行购买国债的比例已经超过30%，这实际上是等于把这些国债都变成银行的资产，容易出现财政危机的金融化。再看负利率政策，负利率政策能够使企业融资更加容易，但是银行利润可能受到挤压，一旦银行系统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还有就是现在日本已经把政策用到了极端，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它再也无计可施了，这使得它的政策杠杆、财政杠杆和金融政策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小。美国早已退出，现在根本就看不出日本何时退出的迹象，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3.托市风险　　现在，最大的风险在于日本用养老基金来进行股票运作。众所周知，股票会受到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也会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还会受到世界经济形势影响，受到世界大盘股市的影响，由于能够影响股市的因素非常多，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国民的养命钱就会受到危险，这就有可能会造成社会问题。比如2015年日本的养老基金就缩水了4.5万亿日元，2016年因为股市在持续下降还会进一步缩水。　　4.后患无穷　　为了维持自身的政治生命，安倍确立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根本不能达到的目标，先是“三支箭”，后来又搬出“新三支箭”，乱箭齐发，重点不突出。而且推出这些不切实际、不能实现承诺的目标，言而无信，最后会使得国民失去信心，使得日本经济预期下降，这对日本经济、对日本将是灾难性的打击。由于“安倍经济学”带有这种赌博的心理，它将赌注都压在股市、股票和汇市上，只能维持安倍自身的、短期的政治利益，它既有理论缺陷，也有巨大的风险。现在，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饮鸡止渴、后患无穷。　　（三）日本经济未来走势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日本仍是发达国家，它的实力雄厚，不论有没有“安倍经济学”，依靠市场的力量，近中期还是会平稳发展。从长期来看，未来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十分有限，大概也就是0.3%-0.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2016年6月发表的“旧本再生战略2016”所提出的目标包括：实现第四次产业革命;实现世界领先的健康国家;克服环境资源制约、扩大投资;实现体育成长产业化;盘活现有住宅流通和装修市场;提高服务产业的效率;促进骨干企业、中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的创新;展开进攻型的农林水产产业，扩大出口;实现观光立国;唤起官民协作的国内消费心理。这些目标还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　　（四）中长期预测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安倍经济学”难以令人期待，因为安倍的执政重心并没有放在经济上面，所以例如负利率政策、数量宽松、质量宽松这样“三位一体”的货币政策风险就比较大。正常政策机制失灵，何时实施退出机制也无从得知，这是“安倍经济学”比较现实的隐患。另外，世界经济前景还是比较暗淡的，也就是3.1%左右的增长。加之，日本国内人口老龄化继续深化，国内市场萎缩，社保支出增大，再次推迟提高消费税以后，就可以断定日本的财政状况还会持续恶化，这一点已经成为定局。　　2018-2019年，由于东京奥运会的刺激，日本经济可能会稍好一点。但是2020-2021年就可能出现负增长，会出现一个后奥运经济萧条的情况。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就是0.3%左右，所以它的年平均增长率能维持在1%以下或者接近于1%就已经很不错了。　　因此，在不出现革命性的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下，日本经济不会有大的起色。以经济低迷、高杠杆、政府长期债务负担过重、创新能力趋弱为主要特征的‘旧本病”可能还将会长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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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安倍经济学”——“日本启示录”系列（五）_腾讯新闻

回望“安倍经济学”——“日本启示录”系列（五）

核心观点

何为“安倍经济学”？2012 年底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后，启动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旨在摆脱通货紧缩，实现2%的通胀目标，并提振日本经济，日本媒体和学者将其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具体包括：第一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量化质化宽松政策”、负利率政策、YCC政策等。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在保持政府支出稳定的前提下，对收入和支出两端做结构性调整。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包括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地方发展、基础设施等十四个方面。

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实施后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2013年开始日本经济持续温和回升，资产价格也逐步回暖。不过，安倍经济学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安倍上台后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日本经济虽未出现明显衰退，但整体经济增速仍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另一方面，尽管安倍经济学初步扭转了日本长期通缩的趋势，但其所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并未实现。总的来看，虽然“安倍经济学”或许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成功”仍相差甚远。

“安倍经济学”为何失效？1）对外部门：日本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却并未推动日元持续贬值，而全球经济的低迷叠加日元的“韧性”，令日本出口并未得到提振。2）企业部门：日本国内自然资源匮乏、老龄化等现象难以改变、企业向外扩张加快、贷款利率下降空间有限等因素，均限制了政策生效。3）居民部门：一方面，日本民众在资产泡沫破灭后中形成的谨慎消费习惯难被政策改变。另一方面，政策实施过程中消费税改革不合理、工资增长缓慢、资产价格上涨并未带来财富效应等，也在抑制居民消费意愿。4）金融机构：日本央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商业银行的息差收窄，影响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增收不增利”，同样抑制了其放贷意愿。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近年来的日本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制度、文化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但通过对安倍政府执政以来日本经济形势的回顾，以及“安倍经济学”失效的分析，仍能为中国提供宝贵的经验：一是，汇率与出口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政策宽松——货币贬值——出口增加”的传导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二是，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愈发重要。在一国潜在增长率下行时期，积极推行结构效应更强的财政政策、以及更能释放微观主体活力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政策，不仅有助于改善一国的长期增长前景，也能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应。三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并非“万能药”，相对于常规货币政策其效果要打折扣。四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更具针对性的结构性改革。未来中国需在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贫富差距等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出台更多更具针对性的结构性改革。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后，推出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摆脱通缩为重点目标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此后“安倍经济学”不断扩展，至2020年8月安倍宣布辞任，历时近八年。在此期间日本出现持续71个月的战后第二长经济复苏期，其经济政策对日本股价、汇率、就业、对外经贸关系等也产生一定积极效果，但同时也遗留下诸多问题。2021年10月，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任后立即高调推出“岸田经济学”，但从主要内容来看“岸田经济学”实际上却基本沿用了“安倍经济学”框架，可谓换汤不换药。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府经济政策何去何从，成为岸田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在实施过程中又遇到了何种问题？本文结合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的经济形势，以及企业、居民等部门的困境，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何为“安倍经济学”？

2012 年底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后，启动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旨在摆脱通货紧缩，实现2%的通胀目标，并提振日本经济，日本媒体和学者将其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安倍经济学试图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所谓“三支箭”的政策组合，让日本经济摆脱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重新回归增长之路。

1）第一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央行开始尝试非常规货币政策。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之中。尽管日本政府为了挽救陷入困境的经济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收效甚微。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更是一蹶不振。1997年四季度至1999年二季度，日本经济连续七个季度同比负增长，1998年一季度同比萎缩幅度甚至达到1.7%，短观经济指数更是创下-48%的历史新低。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于1999年2月正式引入零利率政策，明确将同业拆借利率实质上降为零。同时，日本央行超前采用了“前瞻性指引”（当时称之为“时间轴政策”），承诺在消除通货紧缩前持续保持零利率。

不过，日本央行首次实行零利率并未持续太久。2000年上半年，日本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尽管通货紧缩现象仍然存在，但日本央行仍违背了“前瞻性指引”，开始讨论退出零利率政策。最终在2000年8月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日本央行解除了零利率，将政策利率从0上调至0.25%。

2000年末，互联网泡沫破灭使得日本经济形势再度恶化，日本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基调从2001年2月开始转向宽松，政策利率由0.25%下调至0.15%后，在同年3月19日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决定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具体来看，日本政府此时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由“价”（同业拆借利率）变为“量”（日本央行活期存款账户余额）。2001年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在日本央行存管的金融机构准备金的上限为4万亿日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行后，该账户余额目标持续提高。截止到2006年日本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这一数字已经达到30万亿日元。第二，再度实施前瞻性指引，“承诺”量化宽松政策持续实施，直至CPI同比稳定在0%以上。第三，在不超过流通中现金发行量的前提下，中央银行直接从金融机构手中购入中长期债券。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再次遭受沉重打击，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大幅回落，迫使日本央行降低政策利率并重启QE操作。2010年，日本央行设立了总额为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购买含国债、商业票据、公司债、ETF 指数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在内的资产；同年，启动总计 30 万亿日元的资金支持操作（FSO），以0.1%的低利率向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2012年，设立贷款支持计划（LSP），其中包括5.5万亿日元的促增长融资便利（GSFF）和无限额的刺激银行借贷便利（SBLF），向金融机构提供低利率扶持贷款。

安倍内阁上台后，提出了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确立了金融宽松政策方向后，安倍晋三特别选定有财务省背景的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担任日本央行行长。2013年4月，新任日本银行行长黑田大张旗鼓地宣称要在日本实施一场大胆的金融革命，即所谓的“量化质化宽松政策（QQE）”。所谓“量化”，就是将此前的金融市场调控中介目标从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调整为基础货币，同时设置货币扩张的方式与目标——把日本的基础货币规模从2012年底的138万亿日元提升至2013年底的200万亿日元，并在2014年底达到270万亿日元；所谓“质化”，就是延长央行资产购买期限、丰富项目种类———黑田宣布每年央行将购买50万亿日元额度包括40年期国债在内的长期国债，并把持有期限从平均不足三年延长为七年。同时，每年还购入1万亿日元的ETF和300亿日元规模的日本房地产上市投资信托（J-REIT）。

日本央行为这一金融改革设计了三大政策传导途径:（1）通过购买长期国债和ETF、J-REIT 等金融产品，降低长期利率并使风险资产出现溢价效果，从而降低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融资成本，进而推动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2）通过由央行购买市场上的国债，让原有国债投资者尤其是金融机构转向股票、外国债券、贷款等能获得更高收益的资产投资，形成资产组合再平衡效应，从而为新兴产业或增长型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或风险投资；（3）通过央行大规模购入资产，彻底改变市场机构与经济主体的心理，进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家庭部门更倾向于购入耐用品和进行住房投资。

2016年，日本央行再度进行货币政策创新。2016年1月，日本央行在 QQE 基础上进一步推出负利率政策，对于金融机构新增超额准备金实施-0.1%的利率，成为继丹麦、瑞典、瑞士和欧元区之后又一执行负利率的经济体。2016年9月，日本央行决定引入“配合收益率曲线管理的QQE政策”，即在QQE和负利率基础上引入国债收益率曲线调控。日本央行承诺持续购买 10 年期国债，直至收益率保持在零附近，并推出由日本央行给定收益率水平的直接国债购买操作工具。同时，为加强通胀目标的可信度，日本央行承诺将持续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直至实现2%的通胀目标。

2）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

安倍经济学“灵活的财政政策”在政府收入和支出两端均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从总量来看，安倍在任期间日本政府支出并未出现明显的扩张或收缩。从这个角度上看，安倍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可以视为“中性”的。

从支出端来看，安倍政府在保持财政支出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小幅调整了支出结构。2012年至2019年，日本政府财政支出总体保持稳定，仅由97.1万亿日元升至101.4万亿日元。但与此同时，财政支出结构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受到少子高龄化现象日趋严重的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明显增加。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灾区基础设施重建导致公共工程支出提升。此外，随着债务总额攀升，用于债务清偿的支出亦不断增加，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力。

从收入端来看，日本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与国债发行，但安倍政府的财政收入改革却并不合理。一方面，为减轻政府偿债压力，安倍晋三甚至不惜牺牲央行独立性，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配合财政扩张，然后带来的副作用却是日本政府债务率继续攀升。安倍政府上台后，发债收入在日本政府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保持在30%以上，这也导致日本政府杠杆率持续上行：2012年末至2019年末，日本政府杠杆率由190%以下升至200%以上。另一方面，“拆东墙补西墙”式的调税遭遇民众抵制。安倍晋三的税率调整方向并不统一：为解决投资低迷的问题，安倍晋三选择降低企业所得税；但他似乎选择性忽视了同样低迷的消费，调高了消费税，企图用此来弥补公共支出。日本政府在2014年把消费税从5%上调至8%，在2019年更是再次把消费税提高至10%，这一做法让本就疲软的日本消费再度蒙上阴影。

3）第三支箭——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

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是指结构性改革。但由于政策重心主要倾向于“QQE+灵活财政”，因此“第三支箭”受到的关注远低于前两支，且“第三支箭”的政策内容和目标也更加模糊。根据日本政府2013年至2016年发布的相关文件，可以将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大致总结为以下14个方面：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财政金融的政策、保障能源安全供应的政策、建设基础设施的政策、支持“海外战略”的政策、支持地方发展的政策、扶持农林水产业的政策、支持育儿的政策、保障妇女、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权益的政策、扶持年轻人就业与人才培养的政策、支持防灾减灾及灾后重建的政策、建设安全、安心社会的政策和改善劳资关系与收入的政策等。总的来说，相比于前两支箭，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实际上是“虚”的，其效果也更加难以评价。

如何评价“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实施后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一方面，2013年开始日本经济持续温和回升。2013年1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日本短观（TANKAN）指数均保持在0的荣枯线以上，日本经济整体维持景气。另一方面，日本国内资产价格开始触底反弹。2012年末至2019年末，日经225指数持续上涨，日本土地价格也在经历了长时间下滑后开始企稳回升。另外，安倍经济学实施后，日本劳动力市场、女性就业率和社会地位、对外经贸关系等方面亦出现明显改善。

不过安倍经济学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经济层面来看：安倍上台后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日本经济虽未出现明显衰退，但整体经济增速仍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2013年至2019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速约为0.9%，而2000年至2006年期间，尽管日本当时受到银行不良贷款等问题的困扰，但其实际GDP年均增速仍达到1.4%。

通胀层面来看：尽管安倍经济学初步扭转了日本长期通缩的趋势，但其所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并未实现。全球金融危机前，日本曾经历了长时间的通货紧缩：2000年至2006年，尽管日本经济保持景气，但CPI年均下降0.3%，核心CPI年均降幅更是达到0.4%。安倍经济学实施后，日本通货紧缩状况有所改善：2013年至2019年，日本CPI、核心CPI年均增速均为0.9%，整体上保持正增长，但与其所设定的2%的政策目标相比仍相差甚远。尤其是2014年消费税改革后，曾对日本物价水平造成了一次性冲击，若不考虑消费税改革的影响，2013年至2019年日本CPI年均增速仅为0.6%。

总的来看，虽然“安倍经济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成功”仍相差甚远。

“安倍经济学”为何失效？

从安倍内阁执政期间日本的经济表现可以看出，轰轰烈烈的“安倍经济学”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而这背后的原因却颇为复杂。接下来，本文尝试从对外、居民、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四个部门入手，分析“安倍经济学”为何失效。

1）对外部门

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汇率、刺激出口，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生效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日本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却并未推动日元持续贬值。“安倍经济学”实施初期，日元汇率确实明显贬值，美元兑日元由2013年初的90以下，最高升至2015年中的120以上。但这一趋势未能持续，2015年下半年开始，日元汇率重回升值：一方面，日本央行长期保持低利率与充裕的货币供给，当国际风险事件削弱全球经济前景时，日本“低无可低”的利率水平使日元成为外汇市场的“避风港”，即日元具备了明显的“避险属性”；另一方面，日本发达的外汇交易市场也使日元成为“套息交易”的首选货币，这提升了市场对日元的需求，并对日元汇率形成支撑。

全球经济的低迷叠加日元的“韧性”，令日本出口并未得到提振。2013年至2014年初，在全球经济回暖与日元大幅贬值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出口景气度明显回升，季调后的出口金额同比一度达到18%。但2014年中开始，随着全球经济基本面转弱，外需对于日本经济的拉动持续下滑，尤其是2015年10月开始，日本出口同比甚至出现了连续十四个月的负增长。总的来看，“安倍经济学”所预想的“货币贬值—出口增加—经济增长—摆脱通缩”这一传导路径未达预期。

2）企业部门

安倍政府上台后，尽管日本企业利润持续增长，但“资产负债表衰退”现象仍在演绎，企业设备投资意愿不强。2013年开始，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等事件冲击逐步消退，日本企业盈利状况不断好转，企业营业利润由2013年一季度的12.0万亿日元，增长至2019年初的19.5万亿日元。但如此明显的利润增长却并未带动企业设备投资持续回暖，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速在2015年后便震荡下行，201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加杠杆”的意愿同样低迷，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持续处于低位。

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背后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安倍经济学未能改变日本国内自然资源匮乏、人口老龄化等现象。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匮乏是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国家石油天然气和金属机构(JOGMEC)的统计数据显示，其消费矿产资源的铁矿石、铜、铝全部依赖海外进口。日本能源自给率持续下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60%，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尚有20%左右，近年来已降至10%附近。自然资源匮乏导致日本国内原材料价格高企，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另外，尽管“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中提出了支持育儿等政策，但日本的少子老龄化趋势在短时间内较难扭转，这也使得企业对未来经营状况尤其是销售前景的信心持续低迷，并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参考报告《日本启示录系列（四）——日本产业空心化现象再审视》）。

其次，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意愿增强，对内投资意愿减弱。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开始明显加快。进入 21世纪，中国、东南亚等经济体凭借自身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开始吸引日本企业不断向海外投资。虽然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企业向外扩张转移的步伐，但2010年开始日本企业对外投资再次加速，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OFDI的占比持续提升。

再次，此前日本企业已积累了较多闲置资金，贷款意愿相对较弱。2003年开始，随着日本经济景气程度持续回暖，日本企业的闲置资金不断增加。我们通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这一指标来衡量日本企业闲置资金的充裕程度，可以发现2003年初至2013年初，日本企业闲置资金规模由56万亿日元大增至165万亿日元，在10年时间内增长近200%。而作为对比，2013年日本企业设备投资总额仅为78万亿日元。企业闲置资金不断积累，使得其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的需求大幅减弱，同时也削弱了“安倍经济学”中财政、货币政策对于企业投资的刺激作用。

最后，触及“零利率下限”后，贷款利率下降空间有限。尽管在央行层面“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实施并非难事，但对于实体经济层面却并非如此，银行对于企业发放的贷款利率并不能降至0以下。在安倍政府上台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之时，日本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利率已经处于历史低位。2013年初，日本主要银行长期贷款利率仅为1.2%，新增贷款和贴现的平均利率仅为1.1%。此后，虽然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愈发宽松，但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利率却难以持续下降。截至2019年末，日本主要银行长期贷款利率、新增贷款和贴现利率相较于2013年初仅下降了25BP、40BP，日本企业通过银行融资的意愿也难被进一步提振。

3）居民部门

尽管安倍执政期间日本贷款利率已被压至历史低位，失业率也降至历史低点，但居民部门借贷、支出意愿仍然低迷。一方面，安倍内阁上台后，短时间内日本居民消费贷款增速出现回升，但这一趋势并未能持续，2015年中开始日本居民部门的消费贷款增速持续回落，至2019年末已降至0.4%的低位。另一方面，日本居民部门住房贷款表现仍持续萎靡。2013年至2019年，日本居民部门住房贷款余额年均增速仅为2.4%。

我们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日本民众在资产泡沫破灭后中形成的谨慎消费习惯一时难以改变。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民的消费习惯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尤其是居民对于未来的预期转弱，在消费开支上也更加谨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便持续走低，尽管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消费者信心一度震荡回升，但相较于全球金融危机前以及1990年前后，仍有着不小的差距。

尤其是消费税加征后，日本居民消费倾向变化更加明显。为了弥补公共财政支出，日本政府在2014年把消费税从5%上调至8%，而在2019年更是再次把消费税提高至10%，而这使得日本居民的消费倾向更加保守，特别是在奢侈品方面的开支明显下滑。安倍执政期间，奢侈品消费在日本居民消费中的占比由最高的45%以上，最低降至不到40%。

二是，居民工资增速未出现显著增加，限制居民支出意愿。2009年底开始，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消退，以及日本劳动力人口的持续减少，日本国内失业率持续下滑，并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一度降至2.5%以下。但是，劳动力市场的火热并未明显拉动员工工资增长，工资体系缺乏灵活性、非正式就业大幅增加等因素使得日本员工工资增长缓慢，在多数时间内工资增速甚至低于通胀增速。在“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亦是如此，2013年至2019年，日本实际工资指数同比甚至下滑了4.5%。

三是，人口负增长后居民对于房屋需求下降，难以拉动信贷。在“日本启示录”系列的第一篇中，我们发现人口因素只是使得日本房地产市场的脆弱性提升，并非触发房地产泡沫破裂的直接因素。在泡沫破裂后的1990年代，日本居民对于房屋的需求实际上仍在增长。但2000年至2005年期间，作为主要置业人群的25-64岁人口规模到达顶点，居民部门对于房屋的需求也出现了下滑，这使得货币政策为有效融资需求不足所制约而更难发挥作用。

四是，股票等资产价格的上涨并未形成普遍的财富效应。“安倍经济学”及其所倡导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后，日本股市持续上涨：2013年初至2019年末，日经225指数由10395点上涨至23657点，涨幅达到128%。但是，股市的持续上涨却并未带来普遍的财富效应：一方面，从日本股市持有者结构来看，2013年开始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比不断下滑，而海外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比明显提升，表明此前日本股市上涨过程中，海外投资者受益或相对更多；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日本的财富不平等现象也有所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群体可能并未太多受益于股市的上涨。2012年至2019年，日本成人财富基尼系数由59.6%升至62.6%。

4）金融机构

“安倍经济学”的实行不仅未能有效提升日本国内的信贷需求，与此同时，作为信贷供给方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亦受到负面影响。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后，尽管银行的信贷规模仍在缓慢上升，但收入却基本在“原地踏步”：2013年至2019年，日本存款机构总资产规模增长约26.8%，但其总收入却仅增长了12.1%，资产回报率更是一路下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增收不增利”，同样抑制了其放贷意愿。

一方面，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商业银行的息差收窄，影响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与利率息息相关。市场利率下降时，商业银行为提高自身的行业竞争力，会试图降低资金的获取成本，使居民贷款利率随存款利率的降低而降低。但是，长期负利率以及YCC等货币政策导致日本商业银行存贷息差收窄：2012末至2019年末，日本商业银行贷款与定期存款平均利率之差由1%，大幅下降至0.5%左右，银行通过传统贷款业务盈利难度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传统利息业务收入的减少也影响了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商业银行的非利息业务与利息业务存在“协同效应”，手续费、佣金等非利息业务收入与传统利息业务收入的联系较为紧密，容易出现所谓“捆绑销售”的现象。因此，随着传统利息业务收入的减少，日本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同时，由于日本国债利率长期被压制在低位，日本商业银行通过购买国债获得的收益也在减少。

结论与启示

虽然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近年来的日本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制度、文化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但通过对安倍政府执政以来日本经济形势的回顾，以及“安倍经济学”效果的分析，仍能为中国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是，汇率与出口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政策宽松——货币贬值——出口增加”的传导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日本经验来看，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并不能推动日元汇率持续贬值，即使在日元贬值时期，日本出口增速也并非持续回升。如2016年，在日元持续贬值的同时，日本出口增速却开始掉头向下。这说明与汇率相比，海外经济体的基本面表现以及本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可能才是决定出口的主要因素。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弹性明显增加，其更多地发挥了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央行对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亦明显提高，这反映出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我国央行更加注重“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思路。同时也说明，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承压、及全球供应链调整加速的背景下，中国出口高景气的持续显然不能简单寄托在人民币汇率的所谓“操纵”上。

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愈发重要。如我们此前系列所分析，泡沫经济时期，日本政府采取了谨慎的财政政策，导致货币政策被迫承担了过多的宽松职能（Theonly game in town），从而助推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从“安倍经济学”实施过程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被安倍政府寄予厚望，而灵活的财政政策“存在感”并不强，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调整、以及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压力等，均使得“安倍经济学”的第二支箭效果大打折扣。但在一国潜在增长率下行时期，积极推行结构效应更强的财政政策、以及更能释放微观主体活力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政策，不仅有助于改善一国的长期增长前景，也能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应。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在需求端稳增长中发挥了愈发重要的作用，同时越来越注重于从供给端激发经济主体活力。中国财政与货币“两条腿走路”，并开辟出诸如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探索财政与货币相结合的政策路径，对于避免货币“大水漫灌”的后遗症、更有针对性地纾困、补足和增强实体经济活力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并非“万能药”，相对于常规货币政策效果要打折扣。在“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日本央行为了营造尽可能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可谓是用上了“十八般武艺”，其货币政策宽松程度在主要经济体中也首屈一指。尽管如此，2013年至新冠疫情爆发后的长时间内，日本通胀水平并未显著回升，经济增长潜力也未得到明显改善，这表明单靠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难以改变日本低通胀、低增长的现实。新冠疫情爆发后，在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等因素推动下，日本通胀水平一度蹿升。但今年1月至3月，日本CPI同比已由4.3%迅速回落至3.2%，后续大概率将继续下滑，同样反映出在疫情扰动逐渐褪去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依旧。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中高速发展期，常规货币政策仍有发力空间，对此也要格外珍惜。事实上，2022年四季度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同样提到要“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2023年4月4日易纲行长在讲话中同样表示，“我国实际利率总体保持在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速这一‘黄金法则’水平上，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基本匹配”，“在利率方面，央行同样保持相对审慎和留有余地，政策利率波动比较小”。

四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更具针对性的结构性改革。与其说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是“三支箭”共同发力，不如说只有“前两支箭”在不断推进，而“第三支箭”几同虚设、微乎其微。暂不论“前两支箭”的效果如何，仅用“打激素式”的政策来应对日本经济中暴露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市场二元化、企业信心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不啻杯水车薪。结构性问题仍需结构性政策来解决，蓄力发射好“第三支箭”，或许才能真正将日本带出“债务—通缩”的陷阱。对中国而言，尽管“三重压力”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但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贫富差距等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未来我国需要在生育政策、产业政策、共同富裕等方面，进行更多更具针对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够使得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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